移民与上海的崛起

移民与上海的崛起一、上海移民(一)数量众所周知，上海是个移民城市,移民资源与其他因素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定势,为上海的崛起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从公共租界和华界人口籍贯的统计数字来看,公共租界内上海本籍人口的最大比重是1930年的22%,华界则是1929年、1932年的28%;公共租界内本籍人口的最小比重是1885年的15%,而华界相应是1936年的24%。这种人口构成主要是上海开埠后的历次“移民潮”造成的。自19世纪中叶,上海先后出现过三次外省人口迁入上海的“高峰”,一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避难移民涌进上海,许多商人也将营业地点转移到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上海,使上海人口从1855年到1865年净增11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人口从1910年的128多万又增至1927年的264万余人,致使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上海人”这一城市人群体概念,其文化意蕴超越了地域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籍贯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这是工业化、移民社会和环境推力等社会经济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后历经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期间的“移民潮”,上海人口更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激增到330余万。而现在，上海已逐渐成为全国境外人员最集聚的地区之一。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居住在上海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境外人员共有20.83万人。其中，外籍人员14.32万人，占68.7%；港澳台居民6.51万人，占31.3%。港澳台居民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3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910人，台湾地区居民4.49万人。从正面效应看,移民的迁入对上海经济发展、文化特点、社会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质量从古时候说起，迁沪移民多以经济活动人口为主,他们年轻力壮,且大多身怀技艺,使上海中外企业中的技工和一般劳工皆为其充任。如江南制造局中,“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他们成为上海近代工业早期技术工人的骨干。此外,一些高层次的经营者、技术人才为上海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宽松的社会氛围所吸引,也络绎不绝地向上海流动,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据有关学者对辛亥革命前上海所办民族工业的统计情况来看,此际开矿办厂的多为外籍人口,较少有本地居民之所为。总之,大量来沪移民(剔除难民)的数量、文化程度、劳动技能以及年龄、性别等各种构成都有利于经济发展,不仅为上海节省了一大笔职业培训教育的人口投资费用,也使上海人口素质相对提高,其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上海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还带来大量的货币资本，“绅商之挟厚资而寓居上海者,且接踵而起。”更是促进上海经济的发展。而现在呢，上海的移民质量依旧很高。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在上海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这里继续发挥价值；一部分是外来经商的人才，希望在国际化大都市开拓眼界，寻找机会；还有很多国际友人，他们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跨国公司派来的管理层，素质自然高。二、上海的崛起（一）历史轨迹上海的崛起，靠的是“襟江带海”的优势，“以港兴市”，逐步成为商船云集之地。大约在6000年前,现在的上海西部即已成陆，东部地区成陆也有2000年之久。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曾经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故上海别称为“申”。公元四、五世纪时的晋朝，以捕鱼为生的居民创造了一种竹编的捕鱼工具叫“扈”，又因为当时江流入海处称“渎”，因此松江下游一带被称为“扈渎”，以后又改“扈”为“滬（沪）”。唐朝天宝年间，设华亭县，县治设在今松江县城。华亭县境，北到吴淞江下游，约在今虹口一带，东到下沙，南至海，面积广宽。这时候，在今上海青浦县有一个青龙镇，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是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宋初，华亭县改为今天的嘉兴县，海上贸易日益发展。华亭以东的海滩，成为重要盐场。青龙港航运贸易发达，成为南北水陆交通运输的枢纽。航运船只可直达沿海和内河重镇，还可抵达日本、朝鲜。北宋中期，吴淞江屡淤屡浚，终因河道淤塞，船舶无法溯沪渎直上青龙镇，而改从江浦合流处向南碇泊于上海浦西侧，即今南市十六铺岸边。从此，上海代替青龙镇作为长江口主要港口地位，贸易中心移向华亭县东北一带。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正式设理财官于此，上海之名始见于史籍。宋咸淳三年，上海正式建立镇治，名上海镇，设市舶司常驻，专司船舶进出E1管理征税和接待外国商人，成为当时对外贸易重镇。元朝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又设立市舶提举司，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和澉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提举司。这时的上海镇已是“万商云集”，成为华亭东北巨镇。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上海镇升格为县，辖华亭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区域：东至江湾十八里，西至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三十里，南至下砂场五十里，北至青龙镇五十里，东西宽约四十八里，南北长约一百里。上海县划定后，和华亭县同为江浙行省松江府的属县。到明朝洪武年间，上海全县有11.4万户、53.28万人，已成为东南名邑了。明代中叶（公元16世纪），上海已成为全国棉纺织手工业中心。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海关。19世纪中叶，上海已成为商贾云集的繁华港口。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殖民主义者辟为“通商口岸”。开埠以后，西方商人纷纷涌入，他们利用租界的特权，开办洋行、银行，对中国市场进行掠夺。同时，也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带来机遇。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抗日战争使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解放以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海全市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到1952年，上海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1953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此后，上海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协作配套条件比较好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相对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从单一的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有余向总体小康转变，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面向未来，上海正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阔步迈进，它肩负着面向世界、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任，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面积仅占全国0.06%的上海，完成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3.8%，集装箱吞吐量占全国的17.8%，关区进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的19.5%。2013年上海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指标单位全国上海上海占全国的比重（%）生产总值亿元56884521602.1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2378108019.053.4集装箱吞吐量万国际标准箱188783361.6817.8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4470745647.791.3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亿美元416008121.3719.5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亿美元1176167.814.3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亿元119067376.2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亿元7469620.878.3（二）海派文化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突出，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来；而反动文化也相当猖獗。还有像《嫖界指南》这样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也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小报，是上海的又一道“风景”。可以说，当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的共同体。携带不同文化“版本”的移民自各地萃集于上海,使上海的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等文化载体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色。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运动,特别是在传播媒介有限的时代,人几乎是文化的唯一载体,因而文化传播离不开人口。二十世纪初年的上海由于五方杂处,文化特点突出地显现为汇纳百家、瑰丽多姿的表征。人口位移所导致的文化传播、积累无疑给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增高了文化位势,增进了文化调适,推助了社会进步,成为社会文化运行的动力,由此衍生而成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大众文化——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形成,促进了文化进一步向大众文化位移和扩散,同时也为现代人格的转型开辟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人口迁移和移民的介入对于上海“独特的文化和品格构造”的形成有着不言自明的功效。（三）社会变迁商业和商人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空前提高,而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观念渐为人们所漠视。总之,晚清上海人社会心态从儒家“重义轻利”到近代的求功争利,从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到近代重商思潮的转变,使上海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政治伦理本位的观念定势,造成了近代商业革命的社会氛围,大大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繁荣。民众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也趋于近代化。上海是晚清中国第一通商大埠，伴随着它的城市化、商业化的进程，社会风尚发生了颠覆性的演变：洋货流行、贵贱颠倒、崇奢享乐、妇女走出家门娱乐就、台基姘居、男女自由交往等等，由此萌生了发展工商、社地平等、消闲消费合理、男女平等。自主择偶的近代伦理新观念。这些观念对于此后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始终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参考文献：《上海崛起——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移民——上海城市的崛起》《申报》《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