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养媳问题概述

童养媳问题概述在中国婚姻制度史上，常常流行着一种这样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即当女儿还没有达到成年，便首先由父母订定婚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便提前送到婆家抚养，待男女成年后始行结婚，这一种婚姻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媳妇，即童养媳。关于童养媳的称谓，因地区不同而不同，有称团员媳妇的，有称养媳妇的，仅仅以河北为例，关于童养媳的称谓就达17种之多。1这种称谓不仅代表了对男方家收养幼女的身份特征，还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婚姻习俗。而童养媳结婚，则被称作“圆房”、“开床”等。2（一）童养媳之涵义要理解童养媳的涵义，就必须对童养媳这一术语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剖析。古时妇女地位卑微，夫妻的地位严重的不对称，如“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3即已结婚之妇女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为了表达自己的无知以及自己谦卑的地位，只能以“小童”来自称。又“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根据唐朝孔颖达对其注疏曰“小童，未成人之称，自谦言无知也。”4如果说小童仅仅是对已经结婚的妇女的自称，而郑玄则吧这种称谓扩大到了整个妇女阶层，根据其对《礼记》的注疏，即“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5这样不论妇女婚否，把妇女的地位完全固定化了，在自己的夫君面前，在世人面前，她们只能以卑微的小童身份出现，没有自己的地位可言。前文已经提到，对于邦君的妻子，邦君称之为夫人，然而，它仅仅适应于统治阶级，并不能适用于整个阶层。根据《礼记》的记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6随着夫君的身份地位的变化，其妻子的称谓也随之变化，且有贬低的意味。古时尊贵者对卑贱者的妻子常常以新妇来加以界定，而卑贱者为了回应尊贵者的这种称谓，也以新妇加以回应，即“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妇曰新妇，卑对尊称其妻及妇人自称者则亦然。”然而，在这种称谓演变的过程中，则又有所变化，“不学者辄易之曰息妇，1李行健主编：《河北方言词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0月，第233页。2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370页。3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174页。4（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校：《礼记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145页。5（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校：《礼记集解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898页。6崔高维校点：《礼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3页。又曰室妇。”7这是我们所见到称呼妻子为息妇最早的出处。今人演变为媳妇。所谓媳妇，根据台湾学者陈金田的解释，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广义不分已与子结婚之女及已订婚之女，狭义则指已与子结婚之女。”8对已经订婚的未成年女子，送往夫家抚养，则往往在其前面加一个“童”，一方面延续了古代妇女对自己的称谓，形容年幼无知的卑微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增加韵律的考虑，故称之为“童养媳”。（二）童养媳史概要关于童养媳的起源问题，今人众说纷纭，根据《华阴县志》，认为童养媳起源于《春秋》的待年之女。9根据《春秋》的记载“而齐女待年未及，故庄公越礼不顾。”意思是齐国的女子还没有达到结婚的年龄，而庄公不顾礼节的约束，就把齐女迎回了家中。根据古时女子十五而髻，即女子十五岁才算成年，这时待年未及的女子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还没有成熟，因而这一种婚姻关系便没有真正的实行，因而庄公所娶待年之齐女可能是以童养媳的身份出现的。又“古者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侄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参骨肉至人，所以息阴讼，阴讼息，所以广继嗣也。当时虽无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绝望求，塞非常也。夫人薨，不更娶，必以侄娣继室。”10这里说到了诸侯娶妻的陪嫁人员，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即诸侯的原配夫人去世之后或无法生育的时候，诸侯就以其原配夫人的陪嫁人员来继承其夫人的地位，即“礼，适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适侄娣，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11而这些人当时正处于“待年”之中，畜养在诸侯家中，所以也有类似于今天童养媳的意义。所以古时诸侯为了继嗣的需要，需要畜养一些未成年的女子在家中，而当自己的妻子无法满足这一方面的需要时，就会用她们来替代自己夫人的位置，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童养媳的雏形。童养媳正式出现于正史之中，始于三国时期，如陈寿撰《三国志》中记载“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投许，婿家迎之，长养以为妇。”12在这里说的很明7（宋）王得臣：《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10页。8陈金田译：《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调查第三回报告书台湾私法》第2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2月，第595页。9胡安国撰，王丽梅校点：《春秋传》，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3月，第102页。10左丘明传：《四库家藏春秋左传注疏3》，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1月，第778页。11凌曙学：《春秋公羊礼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1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505页。白，女孩十岁的时候，就互相定了亲，由夫家领回抚养，待长大后作为自己的妻子。这里对童养媳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即年幼、“长养”、“为妇”。而关于童养媳诉讼的记载则起始于宋元时期。如《宋史·杜宏传》里记载“民间有女幼许嫁，未行而养于婿氏，婿氏杀以诬人吏当如婚法。宏曰：‘礼，妇三月而庙见，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家，示未成妇也。律，订婚而夫犯，论同凡人。’”13这说明当时民间已经有童养媳的存在，但童养媳的身份地位还没有反映当时的法律之中，杜宏认为，童养媳就是“未庙见”的新妇，当然与夫家不发生任何关系，因此这桩案子就不能用婚法来进行判决，应当做平常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了。这说明当时童养媳在民间的历史还不算太长。而真正把童养媳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则是在元代。“诸以童养未成婚男妇，转配其奴者，笞五十七，妇归宗，不追聘财。”14这说明童养媳问题在元代已经是一个显著的问题，所以国家不得不制定法律来制裁这方面的犯罪；不仅如此，在民间也有所反应，也成了某些戏曲家的取材对象，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里则记载了一个活生生的童养媳现象：“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家中颇有些钱财。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得两便。”15而最终窦秀才在还债的压力下，把窦娥卖给了蔡婆婆当童养媳。因此可以这样说，童养媳在民间则起始于宋元时期。而童养媳则兴盛于明清时期，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及地方志中就不胜枚举。由于古代重男轻女风气的盛行，人们把女子的到来认为是不幸的一件事，因此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不得不夺走女孩的生存权，实行残酷的溺女婴行为，而这一现象在清朝时期达到高潮。由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以至于出现了成年男子成婚难的问题，进而导致“丧偶者难以守寡，又引发了乡村抢孀逼醮的发生。”16这就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沦落的社会颓势，清朝当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规定穷苦的人家如果养不起女孩，要么送入育婴堂进行抚养，要么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妇。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童养媳成了挽救女婴生存权的一个重要对策，因此清朝的童养媳普遍兴盛起来，“根据《清史稿·地理志》及至清末，全国除蒙古、清海、西藏及土府州县并土司不计，共有州县厅1724个，有童养媳记载的561个，约占全国州县厅总数的32.54%。由于我们见到的资料有限，这个百分数肯定要低于实际存在数。”17民13脱脱等撰：《宋史》，第三〇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0633页14宋濂等撰：《元史》，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2644页。15王学奇等校注：《关汉卿全集校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55页。16常建华著：《走进古代婚姻女性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页。17《清代的童养媳婚姻》，《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李中清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33页。国时期更是无过之而不及，以华北的河北为例，根据1937年河北省行政督察区的区划，河北省共辖属了122个县，其中包括北京、天津的大部分地区，河南的濮阳、长垣、清丰三县以及山东的东明县。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把北京市、天津市划入到河北省进行研究。在当时的122个县中，其中记载童养媳的县则有52个，比例为42.6%，比例可谓之高。而在华中各省，这一习俗变成了人们婚姻生活中的一种趋势，“童养媳乃是一种风气，除了大都会以外，各县各村镇不分贫富，凡是生了女孩子，那些做父母的都想法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只要父母看对方的门户合宜，即便那家现在还没有儿子都可以。”18虽然这种非常态的婚姻形式仍然低于正常的婚姻形式，但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8刘贵英：《童养媳的痛苦》，《江西妇女》，1937年第1卷第1期，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