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十一章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自从世界大战以来,三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苏联的共产主义,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可以从这三种观点出发,对它们进行比较: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和世界历史。经济理论是供给和需求、生产成本、边际生产力、欲望的满足。社会哲学是人性和它们所趋向的最终目的。世界历史是从历时二十五年的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到我们现在亲身经历的四十次革命的世界大战为止的实际变迁。这三种观点是分不开的;想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努力,就是现在的所谓“制度经济学”。它们从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和法国革命开始。斯密提出法国革命所实行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攻击了公司组织和行会,攻击了地主,攻击了政府造成的特权。法国革命废除公司组织,分掉地主的财产,并且宣告一切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国家或者由国家赐予特权的行会和公司的控制。斯密以经济上的供求法则以及政治上的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法律代替了重商主义。所需要的对个人的唯一控制,是消费者的欲望。正统经济学家追随了斯密一百余年,起初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以生产的劳动成本为基础;后来作为心理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以消费者的欲望为基础。2这两派可以称为自动平衡经济学家,他们的推论采用自然科学里的类比为基础,就这个问题来说,它成为各个人当中供求的平衡,这些个人是自由、平等、分子式的和可以移动的。可是,结果证明经济理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和必须以平衡为基础一样。在这自动平衡的背后有一种人性的哲学。亚当·斯密的哲学是神学的。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受神圣理性的指导。这神圣理性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他会给全世界带来丰裕,只须人类不要用政治和公司的集体行动来抑制和压迫个人。法国革命废除公司和地主,崇拜了一位理性的女神。可是希望不久就幻灭。马尔萨斯在大革命中就预先说到。人不是有理性的动物——他是感情和愚蠢的动物,所做的事情往往和理性要他做的相反。因此政府不能让他自由,必须加以强制。滑铁庐战役以后,那预言的使人失望的情况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商业萧条,历时三十年,带来贫困和失业,终于又产生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现在出现,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他修正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它的唯物主义哲学扩充为阶级斗争。如果像李嘉图的理论似乎相信的那样,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就应该享有全部产物,然而不是作为个别的劳动者,而是作为社会劳动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供求的“法则”,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法则完全取消,代以阶级斗争和无法抑制的劳资冲突。这种哲学结果产生了俄国革命,具有马克思的信心,相信此后会成为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3同时斯密的个人主义向另一种不同的方向发展——趋向无政府主义。这种哲学终于变成意大利的法西斯革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威廉·葛德文,在1793年要把斯密和法国革命推进一步,不仅要废除公司和地主,而且要废除国家本身,那是对个人的一切强制的根源。马尔萨斯提出他的感情和愚蠢的哲学,就是为了答复葛德文的理论。后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可怜的十年中,葛德文的继承人普鲁东,在他和马克思的辩论里,主张个人对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和国家以及一切集体财产对比。个人们可以形成自愿的组合,可是那团体组织并不因此就取得个人的财产,而个人能够随时脱离,带走他的财产,不受违背契约的处分。普鲁东的自愿组合的幻想很快就证明了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开始形成,成为一种法人,根据可以执行的契约,占有生产手段,替代个人所有者,终于在单独一个机构里雇用着数以千计的无产的工人。因此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下一阶段是革命的工团主义,它的哲学家是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的乔治·索雷尔。索雷尔承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学说,可是他把它改变了,从运用专政来占有国家改变到利用工会和总罢工来占有工厂。这是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农民开始占领田产。总罢工使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也瘫痪了铁路和电报。工团主义变成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的共产4主义。由于既不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原料,又不能从银行家那里获得信用,最重要的是,由于有组织的罢工破坏者法西斯党人的兴起,它终于垮台。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的哲学里忽略了的东西。他正确地预言了那必然的趋势,自由竞争和长期的萧条将消灭个人生产者,把资本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把以前独立的个人变成受雇于这些少数人的工资劳动者。可是他假设然后资本主义会由于本身的无能而没落,广大工资劳动者完全由于人数众多就会占有一切。他忽略了工资劳动者本身可能会分裂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白领工人和工厂工人,薪水工人和工资工人;争取对他的所谓腐朽资本主义的控制权的真正斗争,可能是这两种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都依赖他的所谓无能的资本家获得他们的衣食。他又过分相信小财产所有者的必然消灭,主要地指农民,他的所谓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后来表现了很大的组织起来互助的力量。这是在苏联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它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人数。它的关键在于政治的领导以及组织能力,组织一种斗争的少数。领导是列宁和墨索里尼。斗争的组织是红军和黑衫党。他们的方法都是暴力的组织。列宁用他的口号“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墨索里尼用他的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法西斯”,分别取得胜利。苏维埃就是我们了解的所5谓主要城市中的中央工会或者劳工联合会,代表当地工资劳动者的工会。它们在俄国成为从战争中回国的武装工人。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阶级,不得参加苏维埃。法西斯最初也是归国军人,和美国退伍军人会一样,也是失业的,在找寻工作。然后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参加;然后办公室里薪水生活者参加;然后城市和乡镇里的小商人参加;然后各种职业中的知识分子参加;然后资本家和地主的儿子参加;然后退伍军官参加。最后所有的大学教授被迫宣誓拥护法西斯政权。从最初起,墨索里尼的经费就靠工厂主、银行家和地主供给。终于他们成为不出面的法西斯统治者。一种类似的阵容在德国出现。德国的法西斯党是办公室工作者,中等学校和大学校的青年,小商人,以前的财产所有人,他们由于通货膨胀损失了自己的储蓄,他们自己现在失业,和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在找寻工作。希特勒也是由银行家、工厂主和地主供给经费,他使失业的旧政权下的军官充任他的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甚至在英国,我们看到已经有了一个法西斯政党的开端。法西斯和苏维埃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薪水工人和工资工人这两个阶级,相互仇恨,可是两者都依赖资本家获得他们的工作。当局势比较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苏联和意大利发现两个独裁者,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他们对政府的控制,依靠两个对立阶级之一的斗争的少数对他们的忠诚。在苏联,体力劳动的工人是至高无上的,6他们享受较好的衣、食、住、医药、以及戏院中的座位。教授、工程师、科学家、技术家、专家、艺术家、演员、律师、机关办事员,以及以前的资本家,都是次要的,地位较差,或者完全没有地位。在意大利,情况相反。法西斯的忠诚靠政治工作上的优先任用,以及职业介绍所尽先介绍职业来维持;那些顽固不驯的人被镇压、处死、或者送进孤岛监狱。在苏联和意大利,审判时都没有贵族陪审委员,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立法机构。一切处分都由行政程序衡量,决定于特权阶级的官员;法官的任命和去职,由政府的行政首长任意安排。当然没有许多政党——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法西斯党,仅占全体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是拥有棍棒、手枪和其他暴力的工具。甚至这些党的领袖人物都由那独裁者任命和罢黜。虽然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以及自由竞争和个人自由的最后消灭的理论上是正确的,可是在他对阶级斗争的解说上却不正确。社会里所有的不是一个阶级或两个阶级,而是有许多阶级;结果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决定于人格、领袖人才以及组织一个战斗的少数的能力。马克思的理论甚至对美国比对苏联或意大利还正确得多。这些国家仍然主要是农业的,完全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和金融阶段,由少数的资本家雇用着千百万的工资劳动者。在苏联,惊人的五年计划想要硬把一个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工资工人的国家,在五年或十年中7完成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不知哪一天(也许一百年后)才会完成的事物。对美国来说,他的预言比较接近正确。一百年前,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农民的家庭。今天农民不到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已经迁移到城市和村镇,在那里或者成为主要由公司雇用的工资劳动者和薪水工作者,或者成为小法西斯商人。甚至人们现在估计,如果农业会采用已有的最好的机器和化学,那就只需要用百分之十的人口种田,就能供给全国人的衣食,并且农民很快地被压缩得向那百分之十的标准减少下去,特别在大战以来是这样。农业机器、化学和集中在比较肥沃的土壤,在农业上造成的结果相当于机械力在工业和制造上造成的结果——把田地农场变成资本主义的组织,由雇工耕作经营,或者租赁给农民,用一种常年计件制度。连锁商店和连锁银行对小商人也在发生同样的影响,把他们变成由大公司雇用的“白领”工资劳动者。一种类似的连锁农场制度,从分散的农场由一个中央组织经营的办法中,已经可以看出。全国制造业的十分之九已经掌握在公司组织的手里。自动地并且靠自由竞争的力量,以前的十分之九的人口,一百年前的小业主和美国个人主义的堡垒,逐渐在变成另一种十分之九,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和薪水工作者,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变成公司主义。私人财产变成法人财产。剩下的小部分农民,由于抗拒法院和郡长取消赎取抵押品的权利的意图,变成革命主义者。8美国固守着殖民地时代的个人主义,虽然它的经济基础已在消灭。在共和国的最初五十年中,除了那些获得立法方面特许的以外,没有什么公司组织。所有的公司当时都被看作垄断事业。当时的反垄断运动是反公司运动。它们实际上是合法的垄断,因为每一家公司都是根据立法的特殊法案创立的。为了取得设立公司的执照,企业家不得不和政界人士联络。独立党执政时,只有独立党一派的活动分子能取得执照。民主党执政时,只有民主党一派的活动分子能取得执照。政党的领袖以中间人的姿态出现,代表资本家控制着两党。后来,在1848年从纽约州开始,立法方面制定了一般公司法,规定任何组织只须向国务卿提出公司章程,就可以取得执照。这不是为了便利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消除政治上的贪污。立法机关不废除公司组织,而是使它们普遍化。公司组织不再是垄断——而是竞争者。它们确立了商人的一项新权利——组合的权利。这种新的权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始。资本主义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而是从“运行中的机构”开始的。反垄断的立法然后采取了不同的方向,结果产生了四十年前的反托拉斯法律。任何联合,不管是公司或者个人的联合,只要限制贸易,就不合法。9然后,三十年前,又出现了一项新发明——控股公司。这是公司法专家的发明,目的为了逃避反托拉斯法律,首先由新泽西州制定有关的条例。它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公司向来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它的新奇在于创立公司完全为了或者主要地为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取得在其他公司投票的权利。其他各州和新泽西州竞争,从事于此项有利的业务。控股公司被赋予几乎无限的权力,它们在本州享受的一切特权,在其他州内也可以享受。对它们的唯一限制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该院在二十年前解散了两家这种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可是,十五年前,在制鞋机器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解散诉讼中,最高法院支持控股公司,运用了“合理的贸易限制”的新准则——就是,法院的多数认为合理的那种限制。这些控股公司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顶点,“现在变成比政府本身更有势力”。由于这种司法权的发展,公司组织法律化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是,不用废除司法来实现共产主义或法西斯独裁,而通过提高司法的地位,使司法高于各州和联邦的一切立法和行政。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解释财产是什么,而那些天真地解读宪法的人却拘泥地认为财产的解释应由各州负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废除立法和司法,代以政府行政部门的命令;美国的制度使行政和立法服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联邦法院成为美国独裁的标记。10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世界大战的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行政统治权;也不是1689年以来英国的立法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