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精灵——论《白鹿原》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姜敏(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00)摘要《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吴仙草全部的人生价值就在“顺从、服从”中得到体现。白灵是有着觉醒意识的新女性,但最终死在战友们的手下。田小娥则是不幸女性中的最不幸者,她在屈辱境地中抗争的最终结果是被男权社会以更残酷的方式进行惩罚。本文从分析三位女性的悲剧性入手,揭示了造成女性不公命运的根源依然是以封建礼教为标准的男权社会。主题词《白鹿原》女性形象悲剧性《白鹿原》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一部描写乡村题材的力作,这部极具黄土高原情韵的长篇小说,叙述了渭河平原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以白、鹿两大家族恩怨纷争为背景的旧时期中国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画卷。“史诗”般的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明,其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命运多舛的女性。在《白鹿原》这个以封建宗教为历史背景的典型性男权社会里,无论哪种类型的女性,总是像流星一样用瞬间的光辉点缀了男性的夜空,然后无息地陷入了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用无奈和凄惨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一、吴仙草——闪耀着母性光辉的圣女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详细渲染了白嘉轩的六娶六丧,于是仙草便在笼罩着悲情的神秘色彩中出场了。当白嘉轩在雪地里发现了传说中为白鹿化身的“吉祥草”之后,他娶了第七房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房女人,而这房女人的名字就是“仙草”。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不是,这是作者精心、巧妙地安排,他将精灵之气和草的宁静、平凡品性融和到她身上,使她成为作者在小说中母性形象的最佳代言人,在她身上完美地体现着封建礼教对女性所要求的种种行为规范。思想里根深蒂固的顺夫、从夫意识使她在新婚之夜情愿以自身的牺牲成就..丈夫,为白嘉轩结束了缠绕他的“霉运”,从此好运接踵而来。她本身就是男权文化安排在白嘉轩生命里的一株仙草。她以“母性般的灵性”佑护着这个“仁义之家”。这个“水色女子”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仅从小接受过严格的家教,“待人接物十分得体”,而且是心灵手巧,本分持家,直到最后无怨无悔地枯萎。就连她的死都让人感受到一种超出寻常的平静,这种平静令白嘉轩和鹿三这两条坚硬的汉子都“震惊慑服”,为她平凡的一生画上了最后浓重的一笔。吴仙草这类传统女性的悲剧性根源在于,她是男权文化按照自己生存需要而塑造出来的。作为男性依赖的庇护神,除了全身心地去奉献外,她已经失去了自我。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于兢兢业业地去遵循传统文化中三从四德的标准,以压抑自身基本生命的需求来换取一座道德牌坊,更以殉道者般的虔诚维护了权势者的利益和意志。所以仙草这类以隐忍奉献为人生导向的女性,只有通过燃烧自己才能体现自身价值,才能得到男性社会的肯定与赞美。因此,她们命运的悲剧性只能是必然的。二、白灵——具有反叛意识的新女性白鹿精灵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是白家唯一的女儿,是旧时期的新女性。她出生时“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所以她生来就是“灵灵儿娃”,在她身上蕴含着白鹿精灵的一切美好品性——美丽,善良,活泼大方,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和她的母亲不同,白灵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这使她痛恨腐朽的旧式生活而向往新生活。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正所谓“越是遵循这种害人的制度越可长寿,越是和宗法制度相敌对越是短命。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①在她遇害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起了雪,至爱着她的家人们都做了一个梦,梦见“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地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哩,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了,刚掉头的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②。白灵短暂的一生是非常完美的。这位独立自主的女性虽然最后成为那场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但她富有悲剧性的结局带给人们的却是强烈的震撼,引起人们对女性命运更深层面上的理性反思。三、田小娥——抗争封建礼教的“红颜祸水”《白鹿原》中写得最生动、最有震撼力、也最具争议的是田小娥。她被人们用传统思想的衡量尺度定位于“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女人”。但田小娥是旧时期受苦难最深重女性的整合体,具有着一定的典型性。一开始田小娥就是带着悲剧色彩出场的。她原是一位清朝武举人的“小女人”,是一个“被奴役,被贱视的婢妾”。她不仅要忍受没有性爱的婚姻,还要忍受着郭家变态的虐待。郭举人这种非人性的,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封建遗老之所以娶她,除了将她当作玩物外,更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给他“泡枣”,以便益寿延年。在这样一个没有温情,没有尊严的封建没落家庭里,她是孤苦无助的,不仅从未有过做人的尊严,而且在生理和精神上倍受压抑。所以当她遇到年轻力壮的黑娃而爱上他时,一切发生得都是那么自然。她和黑娃之间的感情,不再仅仅是让人不齿的偷情,而是做为一个人被压抑已久的正常欲望的爆发,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当黑娃执著地拉着他小娥姐走进白鹿原时,传统的封建礼教哪里能容下这种伤风败俗,践踏男性尊严的女人?于是以封建家长为代表的族人们将他们拒于家庙之外,二人只好栖身于村外的破窑洞,但她宁可顶着被亲人唾弃、被世人鄙夷的耻辱也要选择和黑娃一起过贫苦的生活。这时小娥和黑娃的关系便由单纯的性爱发展成为了“互相依恋的爱情”,从肉体上的满足转到了精神上的彼此关爱。为了救心爱的人,她还要受制于鹿子霖,在这种情形下,她只能用牺牲肉体的方法来换取生存的条件。尽管最后她成功地引诱了白孝文,报了自已的被辱之仇,但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乐”。尽管她“努力地回想起孝文领着族人将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望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回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③她仅仅是个有着善良之心的女人。为了抚平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她尿了鹿子霖一脸,用极具羞辱性的动作恣意惩戒了这个让她害了一回人的人。在世人眼里,田小娥以她的“无耻下贱”造成了黑娃与白孝文的“堕落”,给礼义的白家和纯朴的鹿三家带来了“灾难不堪”的耻辱,这一切都成为她死在鹿三梭镖下的直接原因。当封建礼教的执行者鹿三刺杀她时,她那一声“啊..大呀..”成为她生命里的绝响,也惊醒了鹿三内心深处的人性与良知,与显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使鹿三精神崩溃、失常。小说对小娥死后的惨状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并用一句“白鹿原又一次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将小娥与封建礼教的冲突引向了高潮。这一场“空前的”瘟疫灾难,是她向这个不公的世界发出最酣畅淋漓的报复。她选择了亲手杀害她的鹿三做为她的代言人,向那些最终将她逼上绝路的族人们进行了最仇恨的报复,在这些所谓仁义的族人们面前,她展示着血淋淋的伤口,诉说着无限的委屈:“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捧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④这段哀怨之极的表白,正是她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发出的最强烈抗争的声音。从小家碧玉到淫荡之妇,再到复仇女鬼。她就这样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解与怨恨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田小娥的死是令人深思的,她的死是男权社会对敢于反叛礼教的女性的彻底否定。田小娥的悲剧就在于此。所以无论选择哪条道路,等待她的只能是死,就算是死了,她的行为已经严重地触痛了封建礼教,最终一座极具象征意义的镇邪高塔将她永远地锲进了白鹿原。田小娥命运的悲剧性向我们证明了横在旧式女性面前的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几千年封建伦理道德,它对于世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仅凭一个弱女子的反抗终究是徒劳。更重要的是,她的反抗意识不仅被男性所不容,在女性那里也得不到支持,相反同为女性,她们比男性更鄙视田小娥的一切所作所为,尽管她们也同样处于不幸之中。这个崇尚仁义的社会让一个弱女子在精神和身心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纵观全书,《白鹿原》中的女性大多数被赋予了悲剧命运。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被以封建家长为代表的男权中心制约着。因此“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⑤的观念在世人的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在作品中她们有着各自的不幸经历,但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现,也反映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们为寻找自己人生价值所作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是微弱、失败的。但依然能从中可以看到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生命中的附属物,而是以超越自然存在的自主群体傲立于男权社会里。注释:①孙艳平.从笔下流出的眼泪.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1(3).②③④陈忠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534页.第301页.第462页.作者读的是第1版。⑤龙叶.白鹿原中几位女性人物之我见.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