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四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负面分析从表面上看起来，与其它存在有资本外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似乎并没有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投资减少、经济滑坡或者引发债务危机等。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外资的大量流入缓解了资本外逃所可能引起的国内资金短缺危机；此外，中国比较合理的“引资”结构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经济当中存在的风险因素。然而，如果我们从深层次上来看，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局部性后果以及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其中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更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后，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外逃在未来政策发生变化、如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后所可能带来的后果。第一节后果不明显的原因分析资本外逃的成因与后果之间事实上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比如说，一国国内某些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可能作为“成因”推动了资本外逃的发生，而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导致这些基本经济因素的进一步恶化，于是后一种情况下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就又成为资本外逃的“后果”。因此，资本外逃的后果与成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逻缉关系，也就是说，由不一样的成因所推动的资本外逃，其所产生的后果也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比较中国1982—1999年期间与拉美重债国家80年代的资本外逃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区别。通过第一章第四节对总体投资环境理论的讨论可以知道，80年代拉美重债国家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国内基本经济因素的严重恶化所导致的。当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压制、汇率高估、储蓄率降低、经济衰退和沉重的债务负担等问题，国内的投资风险因此而急剧升高，于是居民纷纷倾向于将资本向境外转移，即发生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而国外投资者在同样的风险预期下，也不愿意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因此大规模的撤资现象非常普遍。与此同时，债权国也“适时地”提高了对这些国家放债的条件要求，如增加偿债的利息率等，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内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投资水平进一步下降、经济衰退程度进一步加大、政府的偿债压力进一步增强等等一系列恶性后果的出现，最后终于爆发了第四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负面分析101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的拉美重债国家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即：国内严重恶化的投资环境与资本外逃互相刺激、互相助长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样存在着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然而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拉美重债国家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如图4.1所示，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内的投资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逐年升高，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很多年份都为两位数。此外，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债压力还表现得并不严重，而国内经济的稳定程度也比较高。05000100001500020000250003000035000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0246810121416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经济增长速度（%）图4.1：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经济增长速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及（刘国光等，2000）；为什么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又同样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资本外逃额，但所表现出来的后果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经过仔细的分析我们发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从资本外逃的成因方面来看首先，尽管国内也存在有很多的风险因素，但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外逃的发生。正如第三章第一节中所讨论的，中国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年份有两位数的通胀率、财政赤字也在逐年递增等；此外，利率压制和汇率压制现象也比较严重，国内的私人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等。这些因素增强了居民对国内投资的风险预期，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国内风险因素。第三章第三节中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分析：1982—1999102中国的资本外逃总额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内的这些风险因素所推动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拉美重债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内风险因素还远远达不到可以称得上“恶化”的程度。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图4.1所示），这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始终保持有很强的信心，因而从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风险因素对资本外逃的推动作用。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对资本外逃所产生的抑制性的作用，即经济增长速度GROW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减少约10.70亿美元的外逃资本额。其次，除了上面所说的国内风险因素之外，中国政府对外资制定的优惠政策，即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也是导致资本外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由这种差别待遇政策所推动的资本外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资本外逃，因为这类资本外逃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要长期或永久地滞留在中国境外1，而是要想方设法再寻找渠道转回到国内进行投资，从而以“外商”的身份在中国享受其原本所不可能享受到的优惠待遇。为了区分由国内风险因素所推动的资本外逃部分和由差别待遇政策所推动的资本外逃部分，我们把前者叫作“真实性的资本外逃”，而把后者叫作“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这种叫法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两类资本外逃的不同特点。正是由于中国每年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过渡性资本外逃额2，而这些外逃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会重新返回国内再进行投资，从而使国内的投资水平并没有因为资本外逃而有所下降。应该说，中国政府对内外资实施的差别待遇政策也是导致中国每年存在有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主要原因3之一。二、中国尽管一方面存在有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但同时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积极引进外资政策的影响下，实际流入的外资总额（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其它投资额）呈现出一种逐年递增4的强有力势头（如图4.2所示），年均增长约29%。从1993年开始，我国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或者投资于国外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甚至房地产市场以享受较高的回报，或者存在国外的银行以享受其完善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较高的利息收入。2第三章第三节对中国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外逃中有近20%的部分是由这种差别待遇政策所推动的。3当然这不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确会对真正的外国投资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真正的外商投资额仍是占主导地位的。4除1989年由于政治因素略有下降外。第四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负面分析103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图4.2：中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资引进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1979—1985年为起步阶段。中国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和经济区等措施，并对外商直接投资规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初步改善了中国国内的投资环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沿海地区引进外资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借用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等的贷款来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也开始启动和实施。但是，这个时期实际流入的外资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平均每年大约只有30亿美元的外资实际流入额。1986—1991年为稳步发展阶段。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流入，中国政府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外商投资的具体政策，对流入中国的外资进行合理的引导；进一步增加了享受各种特殊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等，国内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这一时期的外资流入额明显要高于起步阶段，除86、87两年外，其余四年每年的实际资金流入额都在100亿美元以上。1992—1995年为大规模增长阶段。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为契机，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利用外资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力推进。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实际流入我国的外国资本在400亿美元左右，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1转引自（赵晋平，1997）。中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分析：1982—19991041996年以来为调整阶段。中国政府对外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如：在取消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设备和投资品的减免税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在旅游、贸易以及金融等服务领域利用外资的范围，并提前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等；此外，在实现外资的国民待遇和投资自由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商减免税政策的取消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造成很大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实际资本流入总额仍然保持了大约14%左右的较高增长速度。三、中国的经常项目CA在绝大多数年份都表现为盈余，外汇储备连年增加。对外贸易是经常项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令人瞩目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在以高于世界贸易年增长幅度的速度逐年增长。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有206.3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仅为第32位；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额逐年增加，到1992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655.25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也跃升为第11位；这一排位一直保持了四年，到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3250.6亿美元，首次跻身于世界10大贸易国（地区）的行列1。1988开始实施的外贸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在连续两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人民币汇率又未作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的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仍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1990—1993年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13.9%，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90年的第15位分别上升至1990年的第13位和1992年的第11位2。1994年中国又推出了以外汇改革为核心内容的外贸体制改革，确立了新的外贸调控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因素中，外贸出口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具体来看，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如1995、1996、1997和1998年的顺差额分别为167、122.2、403.4和466.14亿美元。从整个经常项目来看，除1985、1986、1988、1989和1993年以外，中国均表现为相当数量的盈余，如：1转引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1998）。2转引自（马洪等，1997）。第四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负面分析1051990、1991、1997和1998年分别为119.97、132.72、297.17和293.23亿美元。中国较多的经常项目盈余与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为国家外汇储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我国外汇储备逐年递增，截止1998年底已经达到了144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四、中国引进外资的结构比较合理。首先，中国总的引资结构比较合理。中国的外资引进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它投资三种方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据统计，截止1997年年底，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达2230亿美元以上，占官方统计外债总额3/4以上的比例。然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中，这一比例却很小，如：到1996年年底，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累计约124.91亿美元，只占官方报告的国外借款1100亿美元的1/9；而泰国尽管实行比韩国更加开放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其1996年底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额也只占官方报告外债额的1/51。具体来看，中国每年利用外资的结构在1992年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92年以前，中国的对外借款额要高于外商直接投资额，也就是说，对外借款是这一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但1992年以后（包括1992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则超过了对外借款额，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成为1992年以后中国利用外资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