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

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摘要晚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权较为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期间又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和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其中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靠山均为日本，研究它们与日本的关系对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皖系军阀奉系军阀中日关系张作霖一、日本的对华政策日本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1908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中有关《对清国政策》部分，即提出：“在该国内扶植我国势力，万一该国发生意外事变之际，当确保我优势地位，达到永远保持满洲现状的目的，为此应采取必要的方策。”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日本内阁即做出《关于对清政策的决议》，强调说：“在满洲，延长租借地的租借年限，就与铁路有关的各项问题作出规定，进而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此乃帝国政府之所经常筹划未尝稍懈者也。……帝国政府认为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中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它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一跃而成为远东的主要侵略力量。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认为这是大正时代日本国家命运的天赐福音，应乘此机会‚确立日本在东亚的利权。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出兵侵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1915年又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袁世凯北京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侵略要求。二、日皖勾结的开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他们也深深感到自己的政权是不稳固的。他们不仅要对付南方各反袁势力，还要提防北洋系内各派的互相倾轧。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此时也急于寻求日本的实力支持。段祺瑞曾拟派曹妆霖为赴日专使。关于派曹赴日的目的，段祺瑞直言不讳地说：“他（曹汝霖）曾条陈中日亲善，不是空言。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以达中日亲善之目的。”但曹汝霖的赴日之行，由于总统黎元洪及国会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于是，时任首相寺内便于1916年12月中旬派内阁智囊西原秘密前来北京，与段祺瑞皖系军阀直接洽谈。为了表示日本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诚意，由西原经手，与曹汝霖、陆宗舆草签了交通银行五百万日元借款合同，此即为“西原借款”。与西原在北京活动的同时，段祺瑞也派其妻弟吴光新，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中旬，拜访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等，强调段祺瑞希望依靠日本的迫切性。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之间，一个积极引诱拉拢，一个急欲卖身投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试探，终于如愿以偿地勾结在一起了。三、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也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争议的焦点是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有的说他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理由是：张作霖“一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张作霖“坐镇边疆十余年，于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际，周旋应付，不亢不卑，终其治奉之日，未闻其向日俄缔结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有的则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其理由是：“他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关于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可以分成几个部分：1、开始阶段：在日俄战争期间，“张表面上不得不遵守清政府宣布的‘中立’，但在暗中仍与日俄双方往来，进行投机活动。日俄开战之初，张看到俄军强大，为得到俄军的金钱和枪械，张曾为其收集粮草，还穿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张看到日军转为优势，他又为日军服务，也是为了获得犒赏”。张作霖与日俄的关系，可以定性为只是为了金钱和枪械的犒赏。2、“满蒙独立”：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策划时，日本方面积极“游说张作霖等人”，“张作霖表面上与旅顺方面的使者打得火热”，而北大营兵变发生后，“张作霖非但未响应此次兵变，相反却指挥所部对进城的乱兵进行了镇压”。“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参加该事件的日本军人对他的极大不满，从此埋下了对张不信任的种子。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策划中，土井等就首先“密议了杀张计划”。在日本实施炸张的过程中，张作霖虽幸免于难，但“该事件的发生，使张作霖对日本产生了既恐惧又怀疑的心理”。在这个时期，“正处于张作霖刚刚就任奉天督军的初期，已经就任督军的张作霖，与急于想当督时渴求日本的支持，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已经成了中国的封疆大吏。虽然他的势力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相比还是脆弱的，仍然希望得到日本支持，但他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尽封疆大吏的职责”。张作霖“对日本暗中支持‘宗社党’的活动、巴布扎布的闹事，态度非常明确，行动也非常坚决。他是在不损害国家根本权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日本的支持与合作”。3、郑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发生了郑家屯事件。日本人抓住该事件，大做文章，是想从正面配合“宗社党”和巴布扎布的“满蒙独立”运动。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张作霖做了几件事：一是客观反映事实，驳斥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了日本无理之处8条。二是惟恐外交部谈判有失，及时揭露日方制造伪证之阴谋。三是向外交部提供反映事实真相的确凿证据。四是主张公开事实真相，以欧美势力钳制日本。从总体上来说，张作霖对日本是持抵制态度的。但只要细心考察其全过程，不难发现张的表现有微妙之处，他只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可是对日本关东都督府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始终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未发生正面冲突，对事件的处理也显得十分小心谨慎，这与他致中央电文的慷慨陈词的表态是那样的大相径庭。这说明，张作霖担心开罪于日本，而且为今后与日本的周旋处处留有余地。4、张作霖与“二十一”条：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前后，张作霖确对“二十一条”进行了抵制，但同时也有许多讨好日本的言行，这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是由当时张所面临的客观状况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和品质决定的。张作霖在奉系崛起之时，“满蒙”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从内心深处是不希望日本吞并“满蒙”的，因为一旦这样，他欲为“东北王”的抱负和手中刚刚获取的权力将受到威胁，剩下的只有当傀儡一途，对此张是不甘心的，故他对“二十一条”暗中持抵制态度。同时张作霖还意识到，他此时尚无法与日本抗衡，若一旦公开得罪于日本，他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而且所获得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为巩固他在奉天取得的统治地位，他又在表面上讨好日本人。张作霖这种两面性策略，一直伴随他政治生涯的始终。5、张作霖对日本在东北各地设领设警的抵制：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铁岭、辽阳等地始设领事馆。这些领事馆成为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侵略机构。1916年，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国提出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化新设五处领事馆的要求。在日方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允让了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得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提出不同看法。同时采取三项应对措施：“第一，敦请北洋政府对日声明，日本在所设领事分馆之地，不得任意设置警所。第二，为防止日方借口设立警所，对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之警察，先期整饬，建立完备之警政，‘以免外人藉口’。第三，在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设置交涉员。主张‘应有对立机关之直接谈判’”。从中我们看出，张作霖对日本设领设警的要求，是持坚决抵制态度的。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及时有效的。6、张作霖与日本的铁路扩张战略：自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掠取了南满铁路后，日本就把在东北扩张路权作为扩张势力的战略。为此挑起“满洲六案”交涉，“满蒙五路”交涉和“满蒙新五路”交涉。铁路交涉是张作霖对日关系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日本为扩张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在不断掠夺路权的同时，又以南满铁路“平行线”为由，干涉和阻挠东北地方政府自主修筑铁路。抵制日本攫取路权的最好方式，就是积极地自主修筑铁路。1925年以后，张作霖全力注重自建自营东北铁路，不再借用外国资本，中日在铁路交涉中矛盾日益深化。在中国近代史上，日、中两国关系总体可以定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正是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取得了特殊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他与日本既妥协又抗争，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又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种种矛盾都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密不可分。四、总结中国的近代史与日本密不可分，北洋军阀的历届政权也都与日本有各种关系，段祺瑞政府亲日，坚决投靠日本，被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利用全国人民反日反皖系的斗争情绪，发动直皖战争，打垮了皖系的主力军队。而奉系的张作霖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试图给日方以最小的回报，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而日本也想利用张作霖，通过张作霖不定期实现在东北扩张势力的目的。并且也试图给张以有限的支持，以换取更多更大的权益。最终张与日本的矛盾激化，被日军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