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统一《实践论》读书笔记

知行统一——《实践论》读书笔记知与行，是中国哲学重要的一对范畴。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客体要顺应主体，知是科学知识，行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然而，“知行合一”中，“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关系，指的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这只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在《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中，毛泽东辩证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深刻论证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认识的过程是从前入深的，包括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革命实践。三个阶段相互联系，知行统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前两个阶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是认识从低级向高级深化的过程。虽然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但是二者都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任何知识都离不开“行”，都是在“行”中获得。“不如虎穴，焉得虎子。”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通过对“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的论述，再次指出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而且是基于社会实践，而不是凭空捏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三者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相互衔接、相互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是建立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面临了一系列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在解决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中，党和领导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方面的后遗症还很严重，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未走上正确的轨道，百废待兴。此时，邓小平同志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的思想从经验逐步发展成为理论，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并将理论不断深化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离不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历史时期铸造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实践是基础。“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行”是“知”的前提，“知”、“行”二者，辩证统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革命实践是认识过程的第三个阶段，从这句话也能看出，这是毛泽东最为侧重的一个方面。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巨大飞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没有了实践，认识并未能够完成，没有了实践，认识的正确性就无法得到检验。认识是从实践开始的，就必须回归实践。无法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的认识，只是高谈阔论，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同时，许多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这需要实践的检验和纠正错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理，才能正确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知行统一，一旦知行分割，“行”便会是盲目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斯大林说过，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教条主义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在军事上处处失败，节节失利；大搞宗派斗争．更是为整个中国民主革命埋下了冒险主义、＂左＂倾主义的思想祸根。这直接使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并使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毛泽东的《实践论》，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条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否认实践的重要性，对革命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871年3月18日凌晨，法国巴黎政府军企图夺取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时，巴黎人民奋起反击，临时政府总理狼狈逃离。不久，巴黎人民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巴黎公社。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攻占。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缺乏一个科学的理论来指导革命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巴黎公社成立后并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金，反而让凡尔赛政府获得这笔巨额的支持，从而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扑。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偶然的产物，并没有科学的理论支持，从而导致很多行动是盲目的。实践必须以革命理论作为指南，不可蛮横盲干。值得注意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左”翼空谈主义是知与行的分割，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知行统一，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在实践中发展和真理。在新时期，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依旧指导着政党、社会建设的发展。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是政党如何永葆生机不可忽视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