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方文化闽学溯源

福建地方文化闽学溯源内容提要：论闽学兴起的原因形成和对儒学的哲学完成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闽学蕴涵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关键词：闽学，福建地方文化作者：教育科学学院特殊教育专业2班张宏薇160405063在我看来，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主要门人和宋元明清时代福建主要理学家的思想。它不是历史上一般闽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闽中之理学，它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理学思潮相关联、共始终。闽学是理学在福建发展的一个主要派别，它有自己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当朱熹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后，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的逐步衰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消极和反动。但闽学却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唐末五代以来，各种战乱“福建幸未扰及，当时湖南、江西、浙江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文化”。至宋代，福建文化已相当发达.据明初虞集所记，北宋末南宋初，“闽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极至四海”。在宋元明清四朝中有三朝是非汉族入主中原，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隐居福建，从事于朱子学的研究。他们对朱一子学的主要范畴，如理气、道器、一多、理欲、格物穷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入探讨完善和充实了这些范畴的内容.他们中不少人不是为科举仕途而学，治学超出朱熹《四书集注》的范围，开辟了朱子学研究的新领域，因而闽学学者有了新的思想境界。闽学是儒学的哲学完成。闽学体系当然大于上述经典体系。朱熹著述颇丰，据说有126种之多。择其要：绍兴二十九年（1159）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1163）编《延平答问》、《论语训蒙口义》，写出《论语要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后改《要义》，再改《集义》；编写《资治通鉴纲目》59卷，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川渊源录》，乾道年间编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两铭解义》。淳熙六年（1179）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淳熙九年（1182）至十六年（1189）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诗集传》；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庆元二年（1196）遭党禁，至庆元六年（1200）去世，其间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朱熹解经注意训诂章句和博采，辩明真伪，因此闽学也有很高的古文献学的成就。后人编纂《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也可视之为闽学的文典。学者综论，由于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并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建立起闽学这一宏大的学术体系。对宋明新儒学和20世纪的新儒家都有广泛的影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子者只四人而已：孔子、墨子、孟子、朱子。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除了孔子和朱子，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闽学体系，现在有建构者，少有系统整理者。所论朱学，多以条目见存。择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列有条目：中和说，观心说，仁说，三说之外，语要条涉之理气、太极、四端、天理人欲、涵养、为学。钱穆《朱子新学案》论之益详，分为陆部分，壹、贰部分，论道学，列有条目：朱子论理气、无极太极、阴阳、鬼神、仁上、天上圣贤、善恶、天理人欲、道器、体用、性、命、数、心与理、情、心与性情、仁下、中恕、人心与道心、未发已发、涵养与省察、识心、放心、静、敬、克已、立志、知与行、诚、思、几、心地功夫、心杂掇、格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朱子条目有：理、太极、气、天地人物之生成、人物之性、道德及修养之方、政治哲学、论释。蒙培元《理学的演变》朱子条目有：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说、知行并进说。陈来《宋明理学》朱子条目有：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未发已发、心统心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涵养、格物穷理、道心人心、知先行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程朱学派下朱熹条目有：理与气、理一分殊、一分为二、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天理与人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卷12朱熹一节只介绍朱熹的天理论。钱穆博综，重其学术之史，陈来精义，重其范畴之辨。只有理气是诸家所共选，因理学故。所谓闽学，是朱熹集其以前道学家之大成，研究闽学，当然不只是研究诸家所列朱子诸条目，当以北宋以来诸道学家之条目参之。如何集其大成，冯友兰有极简要而至当的断论：“朱子之形上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弟兄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1)各道学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概念范畴又多来自《四书》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所以渊源既深学脉且长,为此观之,朱学不仅继绝学于孟子,且继绝学于孔子,而集大成于儒学。因此全祖望评朱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2)又因此之故，今之构建闽学体系者，又易落入大而无当。其实“推天道以明人道”“推天理以明人事”应是闽学的主脉。闽学的文化意义，首先存在于闽学的经学地位和它对儒学的哲学完成（或近世化地位）之间的矛盾中。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应从中华经典包括闽学，由历史上区分出其经的维度和子的维度，然后进行合理的剥离，分别继承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一般说来，经都是由统治者搞起来的。从文化典籍中选出一部分诏定为经籍。从经籍本身讲，它是社会的。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反映。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由于“道不行师儒立其教”，按冯友兰说法，从子学时代开始（自孔子至淮南王），由儒家者集“六经”以教书相礼为生，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子学时代，这些典籍原都是“子”，不是“经”，“经”原是儒家者自说，是他们的共同的“知识体系”。范文澜称孔子及七十子后学为原始经学，即基于此。汉代提倡孝治，教贵族子弟，加授“孝经”，尚存子学余绪。这是子的维度。经学经学时代始于汉（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中一部分典籍，由皇朝立为“经”。汉把“诗”、“书”、“礼”、“易”、“春秋”立为五经，但有不少阴阳五行附会诠释。“诗”有齐、鲁、韩三家，齐家讲四始五际六情，在三家中附会五行尤最；“书”有欧阳、大小侯三家，“洪范篇”被附会为阳阴五行的根据；“礼”有大小戴二家，范文澜认为礼经在西汉不甚重视，因而附会阴阳相对较少；“易”有施、孟、梁邱、京房四家，弛去形上价值，专讲卜莁命运历数灾异；“春秋”在景帝时，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帝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史传“公羊春秋”有颜、严二家，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如是说，司马迁也认为传公羊春秋中水平最高的是董子。上述十四家，汉立为十四博士经，以十四博士经为皇家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毅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立为九经，唐文宗刻石经，又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多至十二经；至宋升《孟子》为经，合称十三经。朱熹通过“四书集注”，被宋元明清四代皇家定成新的经，奠定了闽学的经的地位。经当然有历史价值，如对个体对类的发展在历史上所做出的牺牲作了某种规范。而经的维度是把子的维度（文化上的实质的系统）加以封建上的形式的系统化。如汉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儒的天理千万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五常原为子的维度的仁、义、礼、智、信。但又有唐孔颖达等疏之另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伦有礼”）这礼能吃人。配合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朝廷有法”）这法可以吃人。构成封建名教纲常，这就是子的维度被加之以经的维度。闽学中强调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按朱熹所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但这如果只是“大人之学”，就很难成为社会普遍法则，子的维度就实际上加之以经的维度，为封建等级制度完证。现在经的时代已经结束，经学已退出历史。但对经学历史的研究则是需要的，这也是文化的继承性使然，前人有“返经于史”、“六经皆史”、“夷经为史”之说，也还有史的价值，经的形式化的工作，也还有学术的价值。先进文化建设，也需要有对经学历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的任务，就有对经的维度和子的维度的相对剥离。剥去其封建名教纲常内容，实际上也是由历史演进来解决。其子的维度、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则由历史留下，为我们所继承。帝王家的经中形式化封建礼教系统的东西，不能继承，五四时期就已经非常明确的。现在不能再有什么可反思的。说鲁迅不够宽容是不正确的。至于子的维度，如儒者之论学、论原、论艺、论文、论思、论史，有许多东西，都是可以继承的。作为“经”的朱熹，已退出历史。作为“子”的朱熹，他留下了最有价值的儒者的知识体系，应有其丰富的文化意义。参考文献：（1）冯友兰《中国哲学》下第25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