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秦汉美术

1第三章秦汉美术（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概述历史文化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战国纷争的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秦人于中华民族的搏成、政治制度的创建等方面多有建树，惟秦政苛暴，役民太甚，二世而亡。公元前206年，刘邦统一中国，定都长安（今西安），建立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4年）。汉兴之初，吸取前车之鉴，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至汉武帝时，国力最为强盛，凿通西域，抗击匈奴。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新莽施政失当，致使天怨人怒，变乱相乘。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建都洛阳，是为东汉（公元25—220年）。秦人立国未几，即告骤亡，其美术可谓是先秦美术的延续与杂糅。秦始皇好大喜功，无论是建造宫室还是构筑陵墓，皆以高大宏伟为尚。汉初虽沿袭秦制，欲追效秦代崇尚宏大华美的传统，但战乱之后，生灵涂炭，社会凋敝，心有余而力不足。又汉初统治集团成员多为楚人，因而南楚故地的艺术传统在汉初大为盛行。汉武帝以后，社会生产力发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随之在意识形态、礼俗观念带来了巨大变化。汉代的社会思想，有三次大的转折：一是汉武废黄老，尊儒学；二是因抗击匈奴战争爆发，唯富强攻战是务，“尊儒”反成一纸空文；三是盐铁会议后，重新确立儒家的主导地位。由于尊儒政策的确立，儒学在西汉宣成时期后取得全面统治地位。经学迅速发展，从而形成“士族”这一新的强宗豪族力量。士族作为社会和政权的基本力量支柱，从此再无变化。王莽的兴与亡皆取决于士族的支持与背离，东汉王朝亦是如此。又道家神仙方士之说在有汉一代极为流行，谄神媚鬼之风弥漫朝野，与儒家同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尊君重孝，注重道德礼教为东汉士族所风尚；道家祈求生命永恒，登临仙境为世人所想往。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美术上，遂使西汉晚期之后的美术，其题材若非显示统治阶级的威严，则是表现他们的奢侈生活；若非宣扬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则是祈求神明保佑、羽化升仙。美术秦汉时期的中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英才辈出，在这片异彩份呈的历史舞台上，艺术发展出比前代远为丰富多样的门类，具有了远为深刻、自由的人2文价值观，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发展时期。（一）秦汉时期的中国建筑已经从多方面走向成熟。从都城、宫苑、礼制建筑、陵墓等服务于统治阶级上层的规模宏大的建筑，到民间住宅的一阁一楼，皆已分化出和形成各式类型建筑的造型程式与审美原则，从而显示出建筑艺术的迅猛发展的生机。（二）秦汉时期的石刻、俑和陶塑动物都有了巨大发展，尤其是俑与陶塑动物在中国雕塑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要一直保持到宋代才开始消弱下去。（三）秦汉时期的绘画题材内容十分广泛，表现的媒介也是多种多样的，并有着质朴、雄浑的审美风格。（四）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这时大篆经过省改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进入章草阶段，行书、楷书亦在萌芽之中。同时，书法渐成艺事，书家辈出。（五）就工艺美术发展的全面性与品种类型的丰富性而言，汉代堪称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的第一个全盛时期。第一节建筑艺术秦汉时期的建筑，无论在布局、结构、形制及装饰上，都基本形成了中国建筑体系的独特风格，并为后世建筑艺术所继承和发展。秦汉建筑，首先是以空间规模广阔的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性建筑组合为特征，在平面布局上，建筑物之间注意有主有次，有对称，又有均衡的整体安排，一般较为重要的建筑都设置在纵轴线上，次要的房屋则安排在它左右的横轴线上，组成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整体群性建筑布局。这种平面铺开，由多种复杂的亭台楼阁组成的群体建筑，不可能一目了然，必须从一个庭院走到另一个庭院，不断变换着景色和视觉空间，才能把握其纵深空间整体布局的感受。中国木构建筑的五种基本屋顶式样，“庑殿顶”、“攒尖顶”、“硬山顶”、“悬山顶”和“歇山顶”，在汉代就已具备，屋顶的四面出檐与正身、台基的配合，形成了稳定安全、舒适实用之感，屋顶的造型已经出现了后代讲究曲线变化的“飞檐”。屋脊和搏脊端，运用适当的雕饰；檐口利用瓦当进行装饰；建筑的支承构件运用富于3装饰效果的梁柱、斗栱等形式；壁面配合绘画、雕刻等装饰手法，丰富了建筑整体的形象。此外，又应用衬托性的雕塑或门阙建筑等设置，使建筑物成为高度综合性的艺术整体。都城与宫苑建筑三代以来都城中最重要的宫庙，在秦汉都城中发生了变化。秦咸阳和汉长安皆以宫殿作为全城的规划中心，宫与庙分离，庙退居次位置。就城市规划言，秦咸阳无规划，汉长安、雒阳虽有规划，但后世都城的中轴线设计思想尚不明显。秦都咸阳的营建，始于战国中叶的秦孝公时期。秦始皇好大喜功，灭六国后，依六国宫殿式样于秦都咸阳北阪进行仿造。考古发现的秦宫1号遗址，从部分建筑基址、墙体等遗物得知，它除主体殿堂外，还有十一个宫室、四个排水池和七个窖穴。其中部分宫室地面坚实光滑施朱红色，其他地面则用有图案纹饰的方砖铺成。排水池下，设有排水用的约30厘米口径的陶管。部分室内墙壁留有壁画残片，并出土不少圆型瓦当。据推测这些建筑物皆建在夯筑的台基上，为一组台榭式建筑。这种组群性质的建筑体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的建筑特征。其后秦始皇又于渭河南岸的上林苑建造朝宫。朝宫以“表南山之巅为阙”、“以象天极”为其设计意念，蕴含着一种包举宇内、气吞山河的恢宏气度。其前殿即为后人叹为观止的阿房宫，史载“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又销熔锋镝铸成十二个金人，立于朝宫之前，与崔巍华丽的宫殿交相辉映。当时八百里秦川，遍布秦离宫别馆。秦末项羽入关，焚毁秦宫室，史称“火三月不灭”。阿房宫至今尚有夯土台遗存，东西1200米，南北450米，犹可想见当年的恢宏气象。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长安城是西汉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据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大致相符。中国古籍中，最早阐述都城规划理念的，莫过于《周礼·考工记》。书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东汉郑玄作注，特别指出：“王宫当中经之涂。”中经之涂，即是一条中轴线。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近于方形，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全城各面各3个城门。全城共8条大街，大街宽度均约45米，其间有两条排水沟，把全街一分为三，中间一道称作“驰道”，专供皇帝行走。宫室约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当初兴建时即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为指导思想。长乐宫位于城之东南，未央宫位于城之西南。两宫之间是武库。汉武帝时又在长安城内建桂宫、明光宫，在城西营造建章宫和上林苑，尤以建章宫和上林苑之规模庞大（见图1）。4据《史记·武帝本纪》载：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营建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则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在上林苑中有二十丈高的通天台，台上又立三十丈高的铜柱，柱上铸有托承露盘的仙人铜像。其豪华壮观不难想见。现残存有前殿，太液池以及许多高大的夯土台基和建筑遗迹。班固《西都赋》描写长安宫室：“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寮而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当时宫室之盛，“焕若列宿，紫宫是环”。中国礼制建筑最早出现于氏族社会时期。大约到了西周时期，礼制建筑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西汉时期经儒家的缘饰附会，礼制建筑更臻完备，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大超出了一般建筑学层面的意义。西汉王朝于长安南郊营建的明堂由王莽于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前16年）完成。这是有史可证的中国王朝于国都附近第一次修建明堂，此后历代皆从此例。然而也正因汉儒对先秦文献有意无意的改造和曲解，使得后世对于礼制建筑的认识一直十分混乱。其中尤以明堂最为陈说纷纭，莫衷一是。东汉时因长安残颓，建都雒阳。西周初年在此筑城，称成周。因在雒水之北，战国时称雒阳，两汉因之。故城遗址在今洛阳市东约15公里处。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共有12个城门，城内主要大街都通向城门。大街互相交叉，分隔成24段。城中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雒阳城中壮丽恢宏的宫室建筑，在汉赋中有铺张瑰丽的描述。张衡《东京赋》描写宫室“飞阁神行，莫我能形”，言宫室之间皆以阁道相通。班固《东都赋》则曰：“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能逾，俭不能侈”，由此可以想见其富丽堂皇。又曰：“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蘋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则雒阳四郊，又有无数皇家的苑囿池沼。陵墓建筑秦与西汉初年墓制多沿袭战国传统，以竖穴为主。墓制在汉武帝时发生重大变革。横穴广泛流行，同时还出现了庞大的空心砖或石材构筑的墓室。其最大特点是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此外出现于春秋晚期的坟丘和享堂，在汉代也大为盛行。汉代丧礼和葬俗的中心思想是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即“谓死如生”。所以，不仅在5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而且在随葬品方面也应有尽有，凡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或陶制模型），通通纳入墓中，即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言：“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此外，又于享堂、墓内广饰壁画、画像石，题材或神灵异兽，或历史故事，或墓主生平，以此来颂扬祖德，祈福死者，宣教生者，标榜孝道。秦汉帝陵的构筑皆以雄伟壮观相尚，务求高大宏伟，而于民力之役使毫无怜惜可言。此可以秦始皇陵与汉武帝茂陵为代表。秦始皇初即位，即凿治陵寝于骊山下。灭六国后，征发民夫七十万，继续营建，迄于秦亡，尚未峻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说明陵内建筑极为宏伟。秦始皇陵遗址位于陕西临潼骊山之下，墓冢现存封土周长1390多米，高76米，巍然若一高山。经调查钻探，陵园有内外二城，内城周长2525米，外城周长6264米。而在东侧1500米处，发现的三个兵马俑坑，出土兵马俑等文物上万件，此外，在陵北还发现三处可能是寝殿的建筑遗迹，出土有夔纹、云纹瓦当和鸱尾等建筑遗物，由此可以想象当年的豪华壮观。茂陵始建于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39年)，工程历时53年，耗资巨大，以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建陵和搜罗随葬物品。遗址位于陕西兴平，封土呈覆斗状，极为庄严稳重，陵园分内城外城，双重陵垣四周都有城门。实测陵高46.5米，陵园呈方形，东西墙垣430余米，南北410余米，陵内建有寝殿、庙殿、便殿等（见图2）。汉代地面建筑实物遗留至今的，是坟墓前和祠庙前的石阙以及石享祠。据《白虎通义》载：“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说明门阙是显示威严等第的衬托性建筑物。汉代的木结构阙，早已毁坏，现存东汉仿木的石阙二十多座，除河南登封的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三座和山东嘉祥武氏祠的一座外，其余都在四川西部一带。尤以四川雅安的高颐阙最为精美，堪称汉代墓阙的典型代表。高颐阙东阙仅存阙身，西阙高5.86米，阙身宽1.63米，屋面宽3.81米，形制为子母阙，以石仿木结构的形式筑成。从阙身到屋檐五层逐级向外挑出，台基阙身上雕出柱、枋和栌斗，阙楼上刻有挑檐斗栱等，屋顶刻出椽木及瓦饰，阙脊上雕有口衔组绶的禽鸟，阙身四面饰以车马、人物故事、神禽瑞兽及图案花纹等雕刻。整座石阙造型浑厚，结构的起伏变化富于韵律感，加之精美的雕饰，既华丽而又庄重（见图3）。住宅建筑汉代的住宅建筑，可以从出土的明器建筑模型、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等获得视觉的认识。这些建筑的布局及形制，展现了汉代住宅建筑的重要特征（见图64）。广州东汉墓出土的城堡模型，平面呈方形，四面围墙高筑，前后大门上设有门楼，四隅建有角楼，院内有多种功能的房舍，屋顶形式有四面坡的“庑殿顶”，和“攒尖顶”四面出檐（见图5）。河南荥阳出土的二层楼阁模型，枋木之下有巨大的斗栱，一斗三升，承托屋顶；二层前设围栏，并有棱格形花窗。四川郫县出土的石棺侧面，刻有搏脊、正脊端部向上微翘的屋顶形象。山东费县发现的画像石，刻有两座三层的楼阁，中有回廊相连。河南郑州西汉墓出土的模印空心砖，画像中的庭院门前有双阙，住宅的屋顶为重檐庑殿形式，院内种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