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典故词惯用语和成语

1第九讲典故词、惯用语和成语一．典故词汉语中有一类词汇现象是被学界所长期漠视的，那就是典故词。虽然有了几部典故词典，但是似乎从没有人将典故词作为一种词汇现象，与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缩略词语、成语、惯用语等同等看待，从纯语言学的角度加以全面的考察、分析。典故词是一种极有特色的词汇现象，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词汇现象。说它有特色，是因为它迥异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种词汇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无论在构成成分、构成方式、音节形式、词义形成、词义架构、词义色彩等等方面均较之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种词汇现象均要来得缺乏恒定，充满变数。（一）典故词的构词特色典故词在构词上极具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现在构成成分的变异性、音节模式的多样性以及构成方式的丰富性等三个方面。1．构成成分的变异性所谓构成成分的变异性，是指典故词的构成成分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同一个典故可以形成意义相同的诸多表述形式，这一点很不同于成语、惯用语等构成成分相对比较稳定的词汇形式。如“红叶题诗”是各种典故词典都收录的一个典故词，但是同时存在的还有“红叶诗、红叶留诗、御沟红叶、传波红叶”等形式；“王敦击壶”也是各种典故词典都收录的一个典故词，但是同时存在的也有“击唾壶歌、叩唾壶歌、击壶歌、击歌壶”等形式。“诗题红叶”、“王敦击壶”的各种表述形式构成了两者的众多自由变体。之所以同一个典源会存在那么多的表述形式，主要是：（1）对典故的多侧面概括所致。同一个典故，不同的人可以着眼于不同视角，用各种形式去表述。如“王祥卧冰”的典源是：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不善良，经常在其父亲面前诋毁他，结果他父亲也讨厌他。然而一旦父母生病，王祥则竭尽孝道。继母冬天想吃鲜鱼，王祥在天寒地冻中脱衣剖冰捕鱼，河冰突然破裂，两条鲤鱼跃出水面；继母想吃烤黄雀，又有几十只黄雀飞入王祥的帐篷，他拿它们来供奉其继母。乡里的人为此惊叹，以为是王祥的孝道感动了上苍。这个典源涉及王祥竭尽孝道的两个事例，有人着眼于“捕鱼”一事，便将此概括为“王祥卧冰”、“卧冰求鲤”、“冰鲤”等典故词；有人着眼于“捕雀”一事，便将此概括为“王祥黄雀”、“黄雀入帐（幕）”等典故词；也有人将两个事例一并关注，甚至加以抽象，于是便有了“冰鲤黄雀”、“王祥之孝”等典故词。即使是单一事件的典故，也会因关注细节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典故词。如“四知金”的典源是：东汉时有“关西孔子”美誉的杨震赴东莱太守任时途经昌邑县，县令是杨震昔日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王密便于夜间怀揣黄金十斤赠送杨震。杨震问他：“为何我了解您而您不了解我呢？”王密道：“我在夜间送礼，无人知晓此事。”杨震道：“此事天知，神知，我知，你知，谁说无人知晓！”王密惭愧不已，怀揣黄金而回。有人着眼于该典故中杨震的言语，便有了“四知”、“四知金”等典故词，有人着眼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便有了“暮夜金”、“金投暮夜”等典故词，也有人着眼于事件的起因，便有了“报杨金”、“故吏金”等典故词。（2）典故词悠久的传承、沿用历史所致。典故词一般均是由明代以前的上古、中近古汉语中产生并使用，而后代代相传，沿用至今的，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传承阶段。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传承、沿用过程中，一个典故词出现多种书写形式是极其正常的。加之典故的运用者一般都为文人，文人们在运用前代典故时，或者出于不愿重复、刻意创新的需求，或者是为了诗文的平仄、押韵，或者故意不让别人一眼看破他（们）是在用典，也会不时地改造最初的典故表述形式，这样势必会造成同一典故的同一意义的众多表现形式。如“山公启事”的典源是《晋书•山涛传》中的一段表述山涛任吏部尚书时善于甄拔人才的文字，南北朝时2庾信的诗文中作“山涛启”，徐陵的诗文中作“山公启”；唐代杜甫的诗中作“山涛鉴”，张九龄、李商隐等的诗中作“山公启”、“山公启事”；宋代黄庭坚的诗文中除作“山公启”外还作“山公识”；清代吴伟业、蒲松龄等的诗文中则作“山公启事”、“名贤启事”“山公鉴”等。其中有的是出于不愿重复、刻意创新的心理，有的则明显是为了诗文的平仄、押韵。又如“辽东鹤”的典源是《搜神后记》中的一则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仙，化作白鹤回故乡的神话故事，唐代的杜甫在其诗文中作“辽东鹤”、“令威丁”等，白居易在其诗文中作“华表鹤”、“丁鹤”、“令威”等，宋代陆游则作“辽天鹤”、“令威”、“鹤归”、“鹤归辽海”、“辽天华表”、“化鹤”等。一个作家在使用相同的典故时使用了各种表述形式，有的竟多达六七种，除了刻意创新，诗文的平仄、押韵需要之外，恐怕还有一个使用典不露痕迹的写作意图在起作用。2．语音形式的多样性所谓语音形式的多样性，指的是典故词没有典型的、或者说是标准的音节形式。我们知道，成语典型的音节模式是四音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四字格”。我们平时一提到成语，马上想到的便是成语的音节模式——“四字格”，同时，我们一看到“四字格”马上就会想到它可能是成语。同样，惯用语典型的音节模式是三音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字格”，我们平时一提到惯用语，马上想到的便是惯用语的音节模式——“三字格”，同时，我们一看到“三字格”马上就会想到它可能是惯用语。而典故词可以是双音节的，也可以是三音节、四音节的，还可以是五音节、六音节的，当然是以二、三、四音节最为常见。从两个音节到四个音节，跨度这么大，就很难说它有什么音节模式了。3．构成方式的丰富性所谓构成方式的丰富性，指的是典故词的内部结构形式丰富复杂，非一般词语所能比拟。其构成方式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1）采取复合式合成词的种种构成方式。有偏正型的，如“鸡肋、徐榻、月老”等；有动宾型的，如“绝弦、忘年、挂笏”等；有联合型的，如“豕亥、吐握”等；有主谓型的，如“舌在、豹隐”等。其中以偏正型、动宾型居多，补充型极为罕见。（2）采用短语的种种构成方式。有属于主谓短语的，如“江淹梦锦、郭纯孝母、晏子论罪、曾参杀人、千金答漂母”等；有属于偏正短语的，如“安乐窝、李膺门、季孟之间、常棣之华”等；有属于动宾短语的，如“傍人门户、夺锦袍、登龙门、哭秦庭”等；有属于联合短语的，如“一箪一瓢、倚门倚闾、南阮北阮、罗雀掘鼠”等；有属于连谓短语的，如“乘车戴笠、上车折袖、借箸以筹、割席分坐、卖刀买犊”等。其中以主谓短语最为常见。（3）采用复句形式。如“穿井得一人”、“才高居不难”、“身在曹营心在汉”、“日近长安远”等。（二）典故词的词义特征同构词一样，典故词的词义也有别于一般词语的意义，极具特色。关于典故词的词义特征的探讨，我们孤陋寡闻，只看到一篇文章，那就是王光汉的《论典故词的词义特征》。这篇文章提出了典故词词义的五大特征：（1）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词义只是文化意义。（2）典故义有较为明确的源头。而源头有规定典故义的作用，典故词取义一般不会超出其源头取义所规定的范围。（3）典故义与典故词的字面义差距较大，相距甚远。（4）典故词义的横向考察——事典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取义具有多维性。（5）典故词义的纵向考察——引申的单一性。1其中有些是可取的，也有一些是不够准确的，更有甚者是一种误解。1．词义同字面义相距甚远确如王文所言，典故词义同其构成成分的意义相距甚远，从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很难推知整个典故词的词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早于王文面世的《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1详见王光汉《论典故词的词义特征》，载《古汉语研究》1997年4期。3据》以及《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2两文中已有所讨论，我们将词义与其构成成分意义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比较隐晦、间接，转弯抹角，不够清楚，若仅仅依照字面意义直接去推求、理解词义，往往会不得要领”的关系看作是“汉语词义的潜理据性”的具体表现。其中有一段文字是专论典故词的，兹录如下：最典型的属于潜理据性词义的，恐怕要数由典故演化而来的词了。例如：A组：问鼎、临池、染指、四知金B组：桑梓、涂鸦、先鞭、妃子笑说它们典型，是因为它们不像“股肱、园丁”等，在语素义同潜性理据词义之间还有一个显性理据词义作为纽带，人们的类比、联想还有一个触发点、落脚处。而“问鼎、桑梓”等，或者是对古代人物掌故的简要记录，或者是古诗文词句的浓缩，不需要类比联想，也类比不起来，联想不开去，只需要了解出典，就能理解词义。在这里，语素义只是提供了一点线索，一点蛛丝马迹。其中A组词的背后都潜伏着一个故事，如“四知金”的出典是……后人便用“四知金”指称非义之赠。“四知金”三个语素只是简洁、含糊地记录了这个故事的中心内容，在“四知金”三个语素义的组合同“非义之赠”这个词义之间，如果说也有一个纽带的话，那就是它们背后的那个关于杨震拒收黄金的故事。其他如“问鼎、临池、染指”等也如此。B组词则是古诗文词句的浓缩，如“桑梓”取自于《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说的是：家乡的桑树和梓数是父母种的，对它要表示敬意。后人便用“桑梓”指称自己的故乡。其他的如“涂鸦”取自于唐代卢同的《添丁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人以之形容字写得很坏；“先鞭”取自于《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晋阳秋》：“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后人用之表示占先一着；“妃子笑”则取自于杜牧的那首著名的《过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后人用之指称一种产于广东佛山的优质荔枝。与A组不同的是，B组词背后起纽带作用——联结语素义和词义的是古诗文，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A组、B组词时采取的方式略有差异：前者往往简述故事梗概，后者则抄录原诗文，有时也用“语出”标明，以示区别。2．具有内涵丰富的文化色彩义王文认为：“词义从其生成的角度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意义，亦即词面自身具有的意义。它一般包括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词的语言意义是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逻辑演绎的一种必然结果。另一类是文化意义，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有别于其语言意义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如离开对形成它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便无法认识和掌握。”而“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意义只是文化意义”。王文的上述观点是匪夷所思的。且不说典故词的意义是否真是文化意义，仅就将词义分作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这一点而言，也是颇值得商榷的。首先，我们知道，所有的词义都应该是语言意义，不存在不属语言意义的词义；至于文化意义，我们以为，是附丽于词的理性义之上的一种附属意义，就如同形形色色的色彩义一样，应该承认，这种附属意义并不是每个词都有的，而在所有具有这种附属意义的词中，典故词的文化意义是最浓烈，最典型的，但这并不影响典故词的语言意义的存在。其次，任何词义均是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所以由“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词义并不仅仅限于典故词的那些所谓“文化意义”，也包括典故词之外的那些一般词的所谓“语言意义”。如汉语的“包袱”包含4个意义：（1）包衣服等东西的布；（2）用布包起来的包儿；（3）比喻影响思想或行动的负担；（4）指相声、快书等曲艺中的笑料。而英语中的“cloth-wrapper”则只有“包衣服等东西的布”这个意义，表“用布包起来的包儿”的“包袱”英语中说成“bundlewrappedinacloth”，表“比喻影响思想2详见曹炜《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载《沈阳师院学报》1994年2期；又见曹炜《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载日本国《中国语研究》第36号（1994）。4或行动的负担”的“包袱”英语中则说成“aloadonone’smind”，而不管是“cloth-wrapper”还是“bundlewrappedinacloth”或者是“aloadonone’smind”均没有“相声、快书等曲艺中的笑料”这个意义。由此可知：汉语的“包袱”所拥有的这4个意义都是在汉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离开了汉民族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就没有“包袱”现有的词义架构——就像英语中的“cloth-wrapper”就没有同样的词义架构一样。然而“包袱”可不是典故词。此外，说语言意义“包括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那是否意味着典故词的意义就不存在本义和引申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