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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西方人文科学的发生西方人文科学发端于古代希腊。古代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也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摇篮。西方人文科学的萌芽，就是在古代希腊孕育、发生的。古代希腊对于西方人文科学的这种根源性，不少西方著名学者已经指出了。英国诗人雪莱说过：我们全是希腊人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转引自《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8页）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里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7页）这些论说都表明古代希腊对西方人文科学所具有的源头性质。因此，我们在讲西方人文科学发生问题时，必须回溯到古代希腊。第一节古代希腊文化的总特点古代希腊的文化是海洋型文化。希腊半岛位于今天欧洲的南端，面临爱琴海与地中海。这种地理环境为古代希腊人航海经商、进行战争创造了很大方便。在希腊半岛的东南方，隔海相望的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埃及和西亚。古代希腊人汲取了埃及和西亚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欧洲最古老的文化。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和西亚海岸先后建立起许多奴隶制城邦，其中最重要的城邦是位于希腊本土的斯巴达和雅典。雅典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建立了奴隶制民主政治，并在同波斯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把希腊文化推向了高度繁荣。这为人文科学在古代希腊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古代希腊文化的总特点，是既有对神的信奉，又有对人的高扬。在最古老的希腊人的精神世界———神话中，就已蕴含了这一特点。在古代希腊神话中，神与人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神与人常常相爱，由此而诞生了某个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创造性活动，产生出一个个优美动人、富有永久魅力的神话故事。正如黑格尔所说：“‘神圣的东西’因为尊重‘人类的东西’而获得尊敬，同时‘人类的东西’因为尊敬‘神圣的东西’而获得尊敬。”（《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古代希腊文化的这一特点，促使希腊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在人与神之间思考人的文化生命问题，由此而孕育了最初的人文科学的萌芽。第二节古代希腊的文学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萌芽，首先是以文学的形式发生的。而古代希腊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史诗。在《荷马史诗》中，就已在神与人的两极中，突出了人的意义。《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相传为公元前9世纪的盲人诗人荷马所作，包括《伊里亚特》（一译《伊里昂记》）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记》）两部史诗。《荷马史诗》不仅是古代希腊文学的开端，也是古代希腊史学的萌芽。正是这样，《荷马史诗》在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色诺芬尼就说过：“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古代希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古代希腊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古代希腊有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有三大喜剧作家：克剌提诺斯、欧波利斯、阿里斯托芬。两者相比，希腊悲剧的成就和影响，较之希腊喜剧的成就和影响，更为大些。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祭典和宴席上的颂歌。剧本写作和演出都得按严格的规定，演员的数目也有限制。其中，还插进许多合唱，以便在故事展开之前加强气氛，代表“人民之声”对剧情发表评论，偶或提出剧作家自己的意见。希腊悲剧以三部曲写成，在同一天内演完。演完之前，最后加演一出所谓“羊人剧”，主题一定要与其他三出相配合，也是歌颂酒神的。悲剧的题材，全部取自希腊神话。但从根本上说，悲剧体现了古代希腊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埃斯库罗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之间，一生写了九十多个剧本，被恩格斯称为“悲剧之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西方的一些文学史家认为：“他不仅是悲剧的创始者，直至今天仍被公认为悲剧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托·柴特霍姆、彼得·昆内尔《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他写了《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在他的笔下，普罗米修斯的自然生命可以毁灭，其文化生命则可以不朽。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序言》中，即称“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通过对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的认肯，青年马克思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想和哲学追求。在古代希腊，随着文学的发展，文艺学也萌生了。古代希腊的文艺学是文学与哲学共同发展的产物。古代希腊的文艺理论，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大哲学家所开创的。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学著作，奠定了尔后欧洲文艺学发展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文艺学的基石是“摹仿论”。他认为，艺术是摹仿者的摹仿，所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摹仿论”是亚里士多德对古代希腊悲剧的创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结晶。他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这就是说，艺术应当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反映。艺术是与现实的人分不开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摹仿不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直接搬进文艺作品中，而是在文艺作品中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地再现生活中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是好人，或是坏人，而“所摹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如在悲剧和喜剧中，“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也正是这样，文艺作品所描述的人与事，比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更带有普遍性。第三节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古代希腊在历史学方面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荷马史诗》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开端，同时也是希腊史学的萌芽。随着希腊城邦的繁荣，更出现了专业化的历史家和历史学著作。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希腊出现了三大史学家和他们所写的三部史学名著：希罗多德和他所著的《历史》、修昔底德和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和他所著的《远征记》。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公元前425年）是西方历史学的奠基者，西塞罗称他为“史学之父”。他的历史学著作是《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在公元前492年至公元前47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中，希腊军队战胜波斯军队，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争。希腊在战争中的胜利，把希腊文化推向鼎盛期，使雅典奴隶制民主制达到高峰。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深深地感受到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于是潜心著述，写出了这一史学巨著。全书共九卷，实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卷到第五卷二十七节，以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对外扩张为主线，叙述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和西徐亚等地的情况；第二部分从第五卷二十七节直到第九卷结束，集中叙述希腊波斯战争的经过。这部书虽以希波战争为中心，却将希腊人所能知道的世界的历史情况都纳入其内，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当时希腊人的“世界史”。在书的开篇，希罗多德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7页）这段话明确地提出，历史学的任务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历史学所关心的是人，是人的文化生命所显示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创造了“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而历史学就是要保存人所创造的这些丰功伟绩。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90年），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加者，战后用二十年的时间，写出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9年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长期战争之后，雅典最终战败，而斯巴达也元气大丧，希腊诸城邦由此而走向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战争的记录和研究。书中体现了修昔底德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在说明人的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时，重视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小小的雅典城邦之所以能够长期支撑，在于当时雅典与埃及等外邦之间的贸易，指出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对以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0年），曾参加希腊雇用军前往波斯，帮助小居鲁士争夺波斯王位。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用军失去了领导和作战目的，军心涣散，到处遭到波斯人的反击，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色诺芬临危受命，被推为将军，率领这支队伍，从两河流域北部取道亚美尼亚，越过高加索地区积雪的崇山峻岭，沿着黑海南岸，撤回希腊本土。他的《远征记》一书，记述了这一全过程。书中详细记述了这支希腊军队沿途的战斗及经历的艰辛，描述了内部的分歧和士兵的心态，载录了途经各地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经济生活，被认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三部史学著作，对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世视为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之作。第四节古代希腊的哲学古代希腊对西方人文科学的最杰出的贡献，无疑是哲学。不了解、不懂得古代希腊哲学，也就不了解、不懂得整个西方哲学。诚如德国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所说：“古希腊哲学是整个哲学史最富有启发性的部分。”（《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页）古代希腊哲学的这种永恒的价值，在于它是古代希腊人对自己文化生命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哲学路向。一条哲学路向，是面向自然世界，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来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另一条哲学路向，是面对人自身，通过对人的内心活动与道德实践的思考，来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前一条哲学路向，形成得很早。古代希腊人很早就注意观察、思考人的存在环境，注意观察、思考与人相联系的自然界。从最初的米利都学派（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拉克西米尼），中经爱非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费洛劳斯）、爱利亚学派（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直至德谟克利特建立原子论体系，都循着这一路向发展。这一路向旨在探讨世界的本原，如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定”，阿拉克西米尼认为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巴门尼德认为是“存在”（Being），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与“虚空”。他们对推动古代希腊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不仅仅是对存在环境和自然世界的关注和探讨，其中也包含了对于人的文化生命的思考。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揭示了古代希腊自然哲学中对于人的文化生命的思考内蕴。后一条哲学路向，形成得比较晚，是从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开始的。苏格拉底对希腊哲学的第一条路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只关注自然世界，而忽视了人的自身、人的心灵。因此，他强调人应当由认识自然转向认识自己、认识心灵，提出“德性就是知识”，要求人们关注自己的德性，实践自己对善的认识。西塞罗在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把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