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

第八讲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2课时）•教学重点与难点：•通过学习要掌握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和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不仅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决定性的。即是说，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变迁，而不是传统所说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那么，这一理论是怎么提出来的?有何根据?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是什么?这是本章需要讨论的。第一节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国在一定时期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也要有所增，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这两种增长(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一致是例外情况，而相反的关系(即不一致)倒是一般的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发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表现在个人的贫困化恰恰出现于经济普遍繁荣的时期；相反，大危机时代，至少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倒是个收入增加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它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在荷兰和英国最早出现的。当时欧洲人口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差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在荷兰和英国，虽然人口持续增加(英国增加了25%)，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一、诺思之前经济增长决定论及其不足•诺思之前的各种经济增长决定论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经济增长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创新决定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它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忽视。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几乎看不到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的：•第一，经济学家“分工”观念的产物，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制度、规则、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固然重要，但它们应该留给政治学家、法律专家、文化专家们去研究；•第二，在交易费用概念和方法产生之前，经济学家们缺乏一种分析制度问题的工具；•第三，这些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增长问题；•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发达国家的制度问题显然没有在其发展初期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严重。二、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家是十分重视制度变迁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在发展经济学家中，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是较早注意到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一个。在其1955年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还有：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等等。•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所以，著名经济学家阿克劳夫1970年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劳代尔发现，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有大量的钱闲置，这些钱都没有用于生产和投资活动。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有效的制度显然是关键的原因之一。鲍尔与耶梅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过分关注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忽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指出，与其说发展依赖资本积累，不如说是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本。•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及其变迁作用的强调显然具有很高的价值，诺思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的提出显然也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发展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强调是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家可能会以发展中国家情况特殊为由否定其理论的普遍意义，因而其影响受到限制是自然的。三、诺思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的提出•在诺思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反例。•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思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1968年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各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些制度变迁最终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使诺思的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也启迪他从此以后就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这一课题进行深层的、全面的研究。在随后(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即指进行制度创新，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还说：“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这就是诺思著名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第二节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为什么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其途径是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是什么?•历史上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缺乏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必须回答的问题。一、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途径•制度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作为一种规则的制度是如何决定经济增长的呢?•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正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确切地说，是通过对人们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的影响来实现的。•如前所述，刘易斯1955年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经济增长的出现取决于人们是否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如发明创新、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要使人们积极地从事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显然必须使他们受到刺激和激励。没有受到刺激和激励，人们是不可能积极地去从事这些活动的。按照诺思的话说就是必须对人“造成一种刺激，一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什么因素能给人们以刺激和激励呢？显然，它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一个有效的制度结构。•诺思的观点很明确，即：对人的刺激和激励离不开制度结构，而刺激和激励人的制度结构有优劣和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驱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驭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正如诺思所说：“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2、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哪些制度对经济增长最为关键和根本呢?•在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特别强调了能够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在给予人们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的刺激与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他说：“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相等。”•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停滞状况就与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直接相关，至于为什么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关系最大的恐怕就是当时的各种制度安排没有对人们造成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的刺激。所以，诺思1990年强调指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因为，“激励是经济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应该将激励置于它应有的位置来研究，即它是经济绩效的关键。”•为什么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安排能给人们造成一种进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活动的刺激呢？•这就需要从前面所讲的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经济人假定说起。我们知道，这是自亚当·斯密以来，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构建其经济理论时都首先肯定的假定。制度经济学也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所谓经济人，就是说，人的行为是自利性的，人的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自身利益要求的驱使。•既然人的行为都是自利性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然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并以之作为是否进行某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经济活动才符合经济人本性，也才是经济人愿意做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差额越大，经济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动力越大，反之则越小。但是，由于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经济活动除了会造成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外，还会造成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对于经济人来说，他的经济活动造成社会成本，他是不会计较的。但如果他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收益，而私人得不到补偿，即私人收益小，就会出现私人和社会的收益之间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出现就会挫伤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没有界定产权或者产权界定不清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通过界定和行使产权，才能“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在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保证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的。如果他人可以随意模仿发明创新者的研究成果，而不受专利等制度的约束，那么，发明创新活动一定会比有专利制度保护的国家或社会少得多。•柯武刚和史漫飞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3、历史上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缺乏的原因•既然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安排能如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什么历史上产权制度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正如诺思所说：“社会所曾达到的最好状态是提高私人收益使之尽可能接近社会收益，以提供充分的刺激来实现经济增长。但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诺思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可能缺乏技术阻止“搭便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其次，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上面这一点涉及到“国家的目标及其冲突”问题上。在国家出现后，产权的界定和实施主要是由国家及其统治者来进行的。由于统治者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当其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发生矛盾时，由于产权界定存在交易费用，使统治者常常维持低效的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