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访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王旭东教授王旭东，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申遗专家。主编出版《中医美学》、《医史与文明》、《中医文化导读》、《中医养生康复学》等著作与教材。在中医养生康复、中医文献、中医文化等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培养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张宗明：近些年来，随着“文化遗产热”的兴起，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究竟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为何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问题不仅大众对此不明，就是中医界对此也是褒贬不一。您是中医申遗专家，能否请您谈谈这个问题？王旭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护文化多样性，留住更多随时代变迁而容易湮没的文化记忆，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4年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1年、2003年，我国的昆曲和古琴相继入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目录。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正如陈至立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确立我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影响力的学科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催生下，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看，世代相传的中医药，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技能，是我国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无疑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6年成立了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和办公室，组织开展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申报工作。我国在2008年10月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中，“中医”是我国上报35个项目中的首选项，而且这是决策层认定的“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的“名列榜首”的选项。可见，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医药“申遗”是非常重视的。我个人认为，中医“申遗”对中医的传承与保护有明显的好处。在2010年申报文本中，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的主要保护措施就有：建立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工作室，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抢救性地保护中医的特殊技艺，中医古籍的调查、整理与保护，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讲座宣传活动，筹建国家中医博物馆等。仅此数项，拟投入经费高达数亿元人民币，这些项目的落实无疑将对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张宗明：据说中医“申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中医“打包”申请未果，2010年以中医针灸单项申请却取得了成功，您能谈谈其中的原由么？王旭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开始进行的申报方案中，就确定对中国传统医药整体“打包”申请，内容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个项目。这种一大类多个项目整体“打包”进行申遗的情况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从已入选的“非遗”项目看，全都是单一的，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单体”项目。尽管“打包”申请有利于保持中医药学术体系的完整性，有利于中国传统医药全方位走向世界，但违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审查习惯，专家们无法从“中医”这样的项目名称上看出“文化的形式（或形态）”，而“非遗”注重的就是“形式”中蕴涵的传统价值、思想和观念。2009年的中医“申遗”未果，并非所谓的“落选”，而是国家有关部门主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撤回所致。改为分项申报后，“针灸”当年就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处附属机构的评审，这是因为：针灸是中医药体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不仅历史悠久，临床疗效显著，理论上自成体系，也是最早被西方世界接受和认可的中医疗法，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技艺性、演示性很强的“可见形式”。正因为“中医针灸”符合“单体”项目要求和“非遗”必备的“形式感”，才能顺利入选的。中医针灸项目的申报成功是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认可，这对于进一步促进“中医针灸”这一宝贵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针灸申遗成功也为我国今后的申遗工作，特别对中医药的申遗工作带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张宗明：对于中医的“申遗”，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申遗”是否意味着中医已经处于消亡的边缘或已经成为了“遗产”了？王旭东：这是对“遗产”概念理解上的误区。“遗产”本义是“智慧和财富的传承”，遗产不是消亡的东西，已经消亡的文化不在保护之列。现在，中医仍然是中国的主流医学之一，仍在为民众的健康做出贡献，是受到中国法律保护、在政府专门的机构管理下的医学群体。中医理论和方法已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之中，四季养生、导引太极、药膳食疗成为国人生活习惯。“因人制宜”、“以和为贵”、“未病先防”、“治未病”等思想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医“目前的社会、文化功能”，它显然不属于已经消亡的文化，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备的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医文化确实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百年来，传统文化式微、科学主义扩张、西医冲击和中医教育西化等导致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生存危机。我个人认为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窒息，技术萎缩。中医最具特色的生命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在目前的中医教育、科研和临床实践中得不到传承与发扬。审证求因、辨证论治这些中医的灵魂没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医院不姓“中”了，中医中药可有可无，“中医”二字成了装点门面的敲门砖。学术界热衷于以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忽视了对中医经典著作、学术经验、单方秘方乃至中医思想的研究。中医院里除了中医、针灸、推拿等科目外，其他技术无人问津，中药有丸、散、膏、丹等几十种剂型，炮制方法也有几十种，现在临床中有效运用的却很少。二是阵地缩小，人才外流。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等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标准，不是同一科学体系的标准，必然对中医造成巨大的束缚，加之政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医阵地不断缩小。人才外流有两种情况，一是出国，一是流向西医。人才的流失和异化，学术的西化给中医敲响了警钟，保护、传承与振兴中医药形势迫在眉睫。张宗明：中医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近百年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取消中医”的说法一直没有消停过，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王旭东：在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的近百年时间内，中医便不断遭受劫难。上世纪初，国民党政府对中医所采取的取消主义，迫使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迅速被边缘化；上个世纪中后期，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的“中西医结合”策略，虽然部分恢复了中医的“合法性”地位，但其代价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中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肢解得面目全非；2006年，中医“存废”之争又起高潮，虽然政府出面支持中医，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辩论却极大地混淆了民间的视听，加深了科学界乃至中医院校学生对该学科的怀疑。中医近百年来不断遭遇诘难，并不是因为其无效或不科学，而是在于时代变革而导致的文化错位，话语体系不相容，现代人越来越无法解读中医。虽然取缔中医的观点过于霸道，但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阻隔，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领略中医的内涵。虽然中医的养生学说、气功、针灸疗法等在世界范围内渐渐得到多学科的研究，但是，包括中医界本身，对于创造出这些伟大成果的中国人的基质──独特的传统意识和文化观念、创造出优秀技术体系的思想内涵，却未被赋予相应的重视。因此，应该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中医文化困境。我一直认为，科学一旦成了霸权，将是人类的又一场灾难。目前这场灾难已经显现端倪，日本核泄漏、全球极端气候、能源危机、食品安全警报、突发性重大疾病等等，无一不因缘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不能完全依赖现代科学，世界必须多元发展，而文化的多元，或许能提醒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我们要为自己的世界多打开几扇窗口。一门为现代人健康服务的学科，如果不能为现代人所理解，必然心存疑虑，心存疑虑就会渐渐失去信任，失去信任必将丧失凝聚力和亲和力。一个认同感、信任感、亲近感日渐消减的学科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多年来振兴中医的努力，在业界并没有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现代思维方式挤占了中医的内核，现今的中医如同被抽取了灵魂的躯壳，丧失了认知方式、思维特点、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这些灵魂，貌似繁荣的中医药事业只是一些技术残片拼凑起来的空壳，实验室内验证性的研究其实是在解剖中医的尸体。邓铁涛等前辈发出了中医在他们那一辈就已经消亡了的悲叹，国家科学院院士一级的大科学家都无法认识中医合理的科学底蕴，警示着我们救赎这个学科的紧迫性。中医不缺技术、方法和药物，支撑中医、也是中医存在至今的根基是临床疗效，但是，没有灵魂的技术和方法，终究会失去生存的基础而被其他学科消化吸收，由此走向消亡。因此，拯救中医，当务之急是中医文化的保留和传承。我认为，中医理论的现代解读和表述，是救赎、维系中医生命力的急需之策。张宗明：在一般人看来，中医属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用来治病救人，促进健康的，应属于“科学”范畴。“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旨在正名“中医是科学”。而中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将中医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似乎又将中医归属于“文化”范畴。目前，中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的项目全都是文化艺术类，中医作为申遗项目却是个例外。“科学”与“文化”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医在“申遗”过程中，就有人根据中医是科学而不是文化反对中医“申遗”。那么，在您看来，中医究竟是科学还是文化呢？王旭东：文化与科学尽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角度看，科学隶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科学从文化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便出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野。现在“科学”与“文化”之争，其实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争论。“科学文化”追求客观性、普适性、一元性；“人文文化”体现价值性、地域性、多元性。当前，对于中医学科属性的认识，存在着“非此即彼”观点：中医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文化。是科学就要根据科学规范去要求，是文化就要根据文化特点来发展。其实，中医产生于科学与文化没有分化的时代，其本身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有科学因素，也有人文属性。中医包含大量的科学成份，隐含着众多的科学事实；同时也裹挟着不少人文内容，凝聚着中国传统人文智慧。简单将中医定位于“科学”，或定位于“文化”都是片面的。中医“申遗”目的就是能够从法律与制度层面上将中医先保护起来，保存起来，然后才能更好地去挖掘其科学元素，提炼其人文智慧，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张宗明：您是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过题为“中医药文化遗产必须得到有效保护”的大会发言，在全国中医界引起了很大反映。您在提案中对于保护中医药文化遗产有提出了哪些具体建议？王旭东：我的建议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