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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小说专题彷徨在叛逃与皈依之间：《在酒楼上》讲读主讲教师：田焱二零一四年九月关键词吕纬甫“我”复调小说还乡模式：“离去—归来—再离去”鲁迅小说的多重意蕴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从鲁迅开始。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思索，主要着眼于对处于新旧文化和时代交替中知识分子的艰难生存处境的揭示,并包蕴着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呐喊》、《彷徨》中有大量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白光》《肥皂》《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包括了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艺术实践探讨了他们的思想历程，展现了他们的内心矛盾，对他们身上的局限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封建思想和礼教的代表：丁举人（《孔乙己》）、鲁四老爷（《祝福》）等；历史（封建）的卫道士：《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是历史的喜剧人物；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和《白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寻找道路，彷徨、苦闷与求索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现代意识，首先觉醒，然而又从前进道路上败退下来，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人物：《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对于最后一类知识分子，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方面也着重揭示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思考题：小说中“吕纬甫”和“我”分别代表了哪两类知识分子？两者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体现了鲁迅先生怎样的矛盾？《在酒楼上》人物形象吕纬甫这是一个曾有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情，现在却变得意志消沉的“文人”。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然而：“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于是，在现实面前，吕纬甫忘却了梦想，心恢意懒，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只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靠教“子曰诗云”混日子，心安理得地干着为早夭的小弟迁葬和给一个船家女儿送剪绒花等无聊的事情。残酷的现实生活已将他的灵魂挤扁了，他无力继续为自己过去的理想而奋斗，只能凄苦地自嘲象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销磨着生命。”吕纬甫的悲剧，是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的灵魂的悲剧。“我”“我”是一个“漂泊者”，仍然怀着年轻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四处奔波，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与“我”吕纬甫与“我”从同一个原点出发，但命运不同。“我”仍在做梦，仍在走，在追寻，在漂泊而吕纬甫现实生活的逼压下，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不得不做的小事情——妥协。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吕纬甫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获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浓浓的人情味，但却仍然不能摆脱‘旧日的梦“的蛊惑，为自己“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来了”而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双向的困惑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吕纬甫叙述中表露出来的对于生命的眷恋之情，使“我”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坚守者”吕纬甫却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与“无聊”，因而自惭形秽。研究者一般把文中的“我”看作鲁迅，主人公吕纬甫被视为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其实吕纬甫也是鲁迅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与“吕纬甫”代表着鲁迅灵魂中的两个自我。“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我”是“伟大的审问者”吕纬甫则作为一个“伟大的犯人”，一面在我的审视下谴责、揭发自己，一面却又有意无意地陈述“自己的善”，“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是鲁迅灵魂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正是在这两种声音的相互撞击、纠缠之中显示出了鲁迅自己的，以及和他同类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深”。鲁迅的矛盾在“我”与“吕纬甫”身上，体现了鲁迅的内在矛盾：作为现实的选择与存在，鲁迅无疑是一个“漂泊者”，但也为自己的无所归宿而感到痛苦，因此，在心灵的深处怀有对大地的“坚守者”的向往，但又警惕着这样的“坚守”可能产生的新的精神危机——一个鲁迅式的质疑。因此，“我”与“吕纬甫”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二者之外。而读者却会因自己不同的处境而产生不同的反应，从而参与到小说的二重声音的驳难之中。鲁迅将一个大的想像空间、言说空间留给了读者——一个开放的文本，这也是鲁迅小说的魅力所在。“鲁迅气氛”首先，是鲁迅小说的“自我辩驳”的性质——这反映了鲁迅“多疑”的思维特点。他的“多疑”首先指向自我，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认为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他对自己的“漂泊者”的身份与选择，有一种坚守中的质疑。但他也绝不因为这种质疑而趋向另一极端的绝对肯定，他总是同时观照、构想两个（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观念，命题或形象，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其次，“永远的探索者”的精神气质。《在酒楼上》：“漂泊者”（“我”）与“坚守者”（“吕纬甫”）在相互审视中的复杂情感与言说这显示了鲁迅从来不把自己的选择赖以存在的思想支点绝对化、凝固化，而是投以怀疑的眼光，同时又不将这种怀疑本身凝固化——把自己置于既在具体时空下有所坚守，又不受具体时空限制，进行无休止的质疑也即无休止的探索的境地中：“过客”，为“永远探索”的声音所召唤，永远在“走”。第三，鲁迅情感与精神气质的复杂与多层次性。他与魏晋风度与魏晋风骨的精神联系：他同时兼具稽、阮的愤激、冷峻与刘伶式的颓唐、放达，两者在他身上既互补又相通。鲁迅自己以及他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一方面激烈地反叛旧礼教，一面又“守礼”，即坚守基本的人伦，如对父母的孝，子女的爱。作为永远的探索者，鲁迅身上当然有着鲜明的“生活在远方”的“漂泊”情怀，但他依然无法摆脱“思乡的蛊惑”，并“时时反顾”。复调由于鲁迅所特有的“多疑”思维所形成的言说的复杂性、辩驳性，以及精神气质的多层次性，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所谓小说的复调（相关理论见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小说理论〉5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基本含义是指一部小说中有多种独立的、平等的、都有价值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对话和辩难的关系共存。鲁迅小说的复杂性即多从这些复调式的声音中来，这些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既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对话与参照，在鲁迅的小说中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话语世界。他的作品总是同时有多种声音，互相争吵，互相消解、颠覆，互相补充；多种情感在互相纠缠，激荡。“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反映出鲁迅总是把笔下的人物境遇化与历史化。《在酒楼上》以“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形式存在。“我”的声音吕纬甫的声音作者鲁迅的声音通过这多种声音，鲁迅在揭示了现代主体性的危机的同时,也把个体命运置于历史和生存境遇中去观照与关怀。鲁迅小说的多重意蕴鲁迅不仅关注人的历史与现实的命运，更进行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在酒楼上》对“漂泊者”与“坚守者”两种生命形态的审视，具有生命哲学的意味。鲁迅与魏晋玄学的深刻联系（也包括“清谈”的方式）。独特的生命体验（矛盾以及绝望、悲苦）：“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芸芸众生的命运大都不过如此。还乡模式鲁迅的还乡（离去—归来—再离去）是对中国传统的回归与背离，是“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显示的是无家可归的悬浮感，和进入现代中国的无可附着的飘泊感，深层次显示的是鲁迅内心的绝望与悲苦，是对人的悬浮感和“路上者”的荒诞处境的认识。小说中往往影射了自己的感受。《故乡》、《祥林嫂》。《在酒楼上》：“我”的还乡：故乡的风景衰败、凄清，故友“散去”，学校“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饭菜“无味，入口如嚼泥土”于我很生疏——我的意兴索然，“感到孤独”：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还乡是一次失望之旅。吕纬甫的还乡：迁坟——小弟已尸骨全无送剪绒花——阿顺早已故去吕纬甫的还乡是一次毫无意义之旅。“归乡”是一个温暖而典雅的仪式,是一次心灵的“郊游”。但这一精神之旅,“我”也好，吕纬甫也罢，并未体验到回乡的舒畅、激动、归依感,归乡倒成了一次浪漫却苦涩的精神之旅,是一次无疾而终的寻梦。作家借游子归乡母题宣泄了精神还乡梦的破灭以及天涯游子畸零人海的漂泊和无以皈依感。总之，在鲁迅还乡主题的小说中，一方面,感情上眷恋、依附故乡;另一方面,在理智上审视、责难故乡。依恋与批判成了鲁迅家园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