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公共政策问题：现行高考区域招生制度不公平问题问题的由来及历史背景：明代，科举考试分成了南、北、中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定额录取。到康熙年间，区域分配细化到了省，类似今天分省录取的模式。1940年，民国政府设16个考区、18个招生处，来维护招考的区域公平。1952年，新中国实施统一高考，也顺理成章实行了分省配额制。我国高考教育中心区域的行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文革”已经在华南、华中、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形成了以武汉、南京、北京、上海、长春和西安等城市为主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省份也相对更加发达。高等学校招生名额也比较多，这些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较多。在21世纪初，东部某些地区的几名高考考生就此事追溯法律，认为制定高考招生计划造成了各地录取分数存在巨大的差别。直接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区考生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至今很多家长都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体质改革严重滞后，进程缓慢，缺乏实质性的改革进度。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拥有招生自主权，可以根据当年考生人数、该校当年毕业生数量、国家总体招生计划、院校师资情况和高校所在地的政府要求等来划定招生人数。1999年，教育部制订《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因此诞生。为了更好地支持这些高校的建设，出现了“省部共建”的方式，即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因此，地方政府希望高校在招生时照顾本地学生作为“回报”。问题的表现：在北京大学(含医学部)2013年总计2065个普通高考招生名额中，408个给了北京本地生源，而其在山东、河南、四川这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总和也只有268个，而上述三省当年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招生的人数总和为170.9万，是北京本地报考人数的23倍多。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曾根据2011年的高招数据进行调研，并得出当年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问题产生的原因：一，各地的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教育发展程度往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国地区间发展的这种贫富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现状也限制了教育的公平发展。二，公平的招生政策不好制定。现在各省的教育质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如果各省市都按相同的比率录取，势必会造成教育水平高的省市的考生向教育相对落后的省市移民，而又形成了另一种招生的不公平。三，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一个学生的好坏存在着很大争议。长期以来都是以高考的分数高低来作为衡量学生好坏的主要标准，这就造成了许多“高分低能”或是只会考试而不懂得做人处事的学生。这种衡量方法本来就存在着很大争议，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衡量人的标准，而建立在这种标准上无论怎样选择都不会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公平标准。但是正是由于人的其他方面的品质不好量化，所以要想找出一种能够衡量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的标准本身就十分困难。四，扩大高校自主权而产生的腐败问题。高校单方面录取权力的扩大而没有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由此而产生的招生腐败。解决该问题的对策：一，实现高考录取均等，未来的改革应着眼于建立专业的招生录取机制，让高校和学生之间实现相互选择，而非完全通过行政权力进行招生分配，这不仅是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核心，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二，深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探索制订职业院校学生进入高层次学校学习的办法。研究出台《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生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指导和督促各地大幅减少高考加分项目，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完善自主招生，做好全国统一高考后开展自主招生的组织工作。继续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三，教育权、学术权与行政权力分离，建立教育的间接管理体制。四，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大幅度提高，教育事权与财权匹配。五，破除公办教育单一垄断的格局，建立教育供给有效竞争机制。六，初步实行一年多考的高考制度，建立学分制的学位管理模式。七，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公平配置教育资源。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八，改进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管理，提高中西部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缩小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进一步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九，科学规划国家教育发展，形成分类清晰、结构合理、布局均衡、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