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

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潘泽泉摘要：情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建构性因素，情感是生产一种社会秩序的一个核心的元素，情感深深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网络中，其生成和固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烙印，情感既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原材料，又构成了人们进行交流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关键词：情感社会学；理论范式；现代性议题情感社会学在中国本土社会学中的沉寂，一方面源于传统社会学家恪守严格的社会科学的分工，把情感视为心理学领域，极少有人涉足；另一方面，又源于西方对于情感社会学的研究始于70年代以后，起步较晚，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查遍中国社会学所有文献，很难发现较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很多现代性研究者，在论及非理性的时候，并没有着意去开启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而情感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日益凸显出来，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新的社会变迁，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尤其是传统的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解体，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日益增长。人的本体性安全与破坏产生了焦虑，原来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受到焦虑的全面困扰，控制这种焦虑感则是人们行为最普遍的动机源泉[1]。弗洛姆认为，个人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一方面是人类日益增长力量与统一的过程，是日益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他人团结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过程，却意味着日益孤独，焦虑、忧郁、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之中的地位、生命和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无权力及不重要[2]。一、非理性的力量：有关情感社会学的提出理性主义往往把情感作为控制的对象，有的甚至不愿涉足作为非理性的情感，不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中加入情感的元素。随着后工业中的商业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传统理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现代的片面、单一、绝对的理性观已出现危机，并表现着理性主义式微的趋势。心理学涉足了作为非理性的情感，而又不愿脱离个体主义的藩篱，忽视情感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介入以及情感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一）传统理性主义的渊薮在传统理性主义的生发处，存在着基督教神学传统中的禁锢实践产生的理性自我以及随之出现的作为禁欲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的笛卡儿主义，笛卡儿主义认为社会世界中有一个思想和理性监管的场所，否定和排斥非理性，从而使理性思维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占支配地位，并通过约束和律戒人类身体，对情感、性征以及情感生活进行控制。同样，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宰制性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是文化结构，都具有理性化的特征，都是逐渐朝向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文明正在逐步朝着理性化和逻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了明显的事实[3]，在理性中，情感没有地位，仅仅沦落在理性之域外[4]，人的理性逐渐被人们捧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是理性思维的存在物，人只有运用理性，才能认识自然和造自然，理性主义者高扬的理性，只是一种片面、单一、绝对的理性，这种片面理性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彰显，是现代性的成就，也是现代性不幸的渊薮。理性化的片面推进必然会导致对非理性的系统排斥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必然会导致社会现实中的情感作者简介：潘泽泉（1970-），男，湖南武冈人，广东韶关学院社科系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与组织行为研究。被控制、被殖民化甚至被异化，进而带来现代社会情感的衰落，导致情感行动被排挤到正常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这恰是社会学者所不愿看到的。不难发现，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是以贬斥、压抑人的非理性、情感和意志为代价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或者不承认非理性等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或者是虽然看到了这一面，却用理性去统治和压制。对理性的崇拜和利用理性主义面相对社会现象的泛化的解释，自然就成了当代思想家攻击的稻草人。福柯向关于中立、超然、纯粹理性的启蒙观念提出了挑战，福柯认为，西方传统的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和压抑恰恰使理性走向了对立面，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并没有胜利可言，理性在这一征服反而转化成了非理性的强暴和专制[5]。德里达从解构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提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是形而上学的必然要求，理性统治非理性是一种不合理的等级观念，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定时候推翻等级序列[6]。罗蒂也认为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阻碍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消除这种西方现成的传统是当代许多思想家的共同主题，它应该被取代[7]。正如福柯所言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而从尼采开始，这种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摇摇欲坠[8]。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弊端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他认为科技理性的结果，导致了人的存在或生存的遗忘。哈贝马斯也主张要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权威,代之以多元理性观，建立一种交往理性。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现代的片面、单一、绝对的理性观已出现危机，并表现着理性主义式微的趋势。（二）心理学自身的樊篱关于情感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情感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情感也是心理学中一个核心的研究领域，心理学者大多将情感看作个体的一种心理特质，从个体情感本身来探讨情感产生的动机、情感的需求、情感的类型、构成情感的各维度以及对情感的测量，其着眼点只是从最微观层面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方法来分析个体情感选择的心理过程，明显只是定位于行动的微观考察，事实上，情感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突破个体的关系存在，没有孤立存在的情感，情感同样深深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网络中，其生成和固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烙印。但心理学进入了一个自身固化了的陷阱和不幸的渊薮，情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也不单独是个体的心理特质，同样也是在互动中人们主动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并通过特定的行为和符号来表现、传达和显示，情感既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原材料，又构成了人们进行交流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在情感行为中，人们、群体和组织行为主体必然会把情感外射到相应的社会系统中，改变和生产新的社会系统，情感同样不可规避地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异，这里的情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建构性因素，许多社会系统是情感结构起来的模式化的社会关系，如宗教情感产生新的宗教组织、群体认同和情感归属产生新的社会群体、被剥夺的情感产生的新的阶级等，另外，还有许多社会系统的不断维系和强化同样也是情感的进一步的延伸的结果，如民族情感滋生出民族凝聚的动力、阶级情感滋生的社会凝聚力和感召力等。同样情感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再生产促使情感行为产生的社会条件，如新的流动人口在形成新的社会群体过程中，必然会加剧和外群体的对立和冲突，同时也必然形成一种新的群体情感形式。而这一切是心理学范式所无法解释的，心理学在诠释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范畴时就显得无能无力。理性主义不愿涉足作为非理性的情感，不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中加入情感的元素；心理学涉足了作为非理性的情感，而又不愿脱离个体主义的藩篱，忽视情感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介入以及情感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面对大量社会问题用理性主义范式和心理学本身所无法解释的时候，情感社会学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二、情感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社会学建构社会学的情感研究传统在社会学领域可以追溯到杜尔克姆的对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的集体情感的研究，情感在杜尔克姆那里被看作一种社会事实，杜尔克姆认为，将一群个体联结成一个社会的是该社会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consciousness），这是同一社会的普通公民共同拥有的信仰及情感的总体，正是这种意识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各种社会秩序得以确立[9]，集体情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和纽带，通过有着集体主义烙印的情感来阐述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制定行为规范的依据，似乎为社会的解释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10]。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9]，情感在这里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心理学范畴，把情感作为形成社区的一个核心的元素，也是维系社区存在地一个关键的面相。齐美尔将情感分为两类：初级情感和次级情感，齐美尔把初级情感作为建构社会现实的基础，是任何群体所绝对必须的粘合剂。齐美尔认为社会必须建立在情感上，这种情感纽带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先验形式，情感对内稳定群体，对外划定界限。同时，齐美尔又提出作为互动的产物互动的社会心理效应的情感，即次级情感[10]。弗洛伊德(Freud)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的情感、欲望和本能冲动在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下而逐渐受到制约、镇静、抑制和疏导的历史，作为其结果，外在的社会力量逐渐以超我的形式而内化到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并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自我监视、控制和指导[11]。马尔库塞(Marcuse)和埃利亚斯(Elias)分别从批判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马尔库塞揭露了文明社会如何为着统治的利益而对个人的情感和本能采取过剩压抑。埃利亚斯则从历史的角度，经验地考证了作为人的自我约束的心理机制(类似于超我)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过程[11]。70年代后期，互动理论开始关注情感是如何卷入人际关系中的以及社会相遇是如何形成的，互动主义开始抓住情感对互动过程的影响，其中包括情感剧场理论[12]、情感的符号互动理论、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情感网络理论和情感互动进化理论等。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西欧和北美[12]。当代西方情感社会学形成了三个主要板块：情感的社会行为、情感的符号方式、情感的社会生产。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三大板块间建立某种逻辑的、概念的联系，我们可以把情感的社会行为和情感的符号方式归属于社会学中提到的微观范式，把情感的社会生产归于宏观范式，这样，情感社会学理论范式就有了一个比较易于理解的基本的框架。（一）微观层面：情感社会行为和符号方式的社会学建构微观层面的情感社会学关注具体的情感类型、互动中的情感过程（包括情感的起源、社会建构和运作、情感的社会运用和社会沟通方式、具体的情感的社会控制）、行动者赋予情感的意义（情感文化、情感的标识），重点阐述的是情感嵌入自我以及个体调动情感的能力；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探讨符号互动论中的情感过程和情感控制，强调情感的自我控制，强调人在情感控制过程中的主动性。微观范畴中的个体和群体互动中的情感的起源和预期状态是情感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许多社会学者对于情感的社会起源和生发处有着详尽的论述，柯林斯(RaldallColins)在互动仪式理论体系中，提到了情感的起源以及情感对于互动的影响，他提出仪式是一种情感性能源，能够滋生强大的情感性力量，仪式具有情感生成的作用，仪式创造了共同的情感和符号，并把情感能量作为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资源，强调情感能量是最大的互动驱动力，个体总是最大化他们的情感能量，参与这样的仪式，互动是建立在情感利润（选取收益最大化的仪式）、情感理性（寻找能够增强情感能量的互动）和情感支付（情感收益和回报、投入支付的因素水平）的基础上[13]。里奇佛（CeciliaRidgway）和帕杰（JosephBerger1988：450-474）的情感预期状态理论值得一提，里奇佛主要论述了群体中的情感，其著作主要着眼于任务取向的群体，他具体论述了任务取向群体中对于实现群体目标赞成与否的情感结构，并论述了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成员的预期状态遭到侵犯所引发的情感，如兴奋和愤怒[14]。帕杰指出群体中所产生的预期状态，影响和引导互动的进行，并对这种情感预期状态进行阶段性分析，即包括在互动中情感被激发、情感交换发生以及情感状态在情境中引发一种指向他人的情感维度[15]。对于情感嵌入自我的论述，吉登斯把焦虑引入了社会学领域，吉登斯认为，正是本体性安全与破坏产生了焦虑，而控制这种焦虑感则是人的行为的最普遍的动机源泉。他认为可以在焦虑控制中找到本体性安全的心理根源。同时，吉登斯提出了情感疫苗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在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是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所有人可能感染的本体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