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国际化还是中国化

1第一章中国人是怎么想的？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去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实际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第6页。中国化还是国际化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正式启动“燕京学堂”项目。该项目计划于2015年9月开始每年招收100名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生65%来自国际及港澳台地区，35%来自中国大陆顶尖高校。学校将为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并以住宿学院的方式提供集中住宿。与此同时，燕京学堂还将比照哈佛大学薪酬标准向全球招募教员，预计总数为70人的教师团队，30人为北京大学现职教师，20人面向全球招聘，另外邀请顶尖国际访问教授20名。教学主要采取英文授课的方式，计划提供“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项目初步计划选址北大静园，在中心草坪新建教学、科研、办公场所，并把现有静园六个院落改造为学生宿舍。“燕京学堂”项目公开后，立即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响。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质疑“中国学”不仅不要求学生掌握中文，而且全球聘请教师主要用英文授课。有英语系教师提出，这就像研究在美国大学开展美国文学、历史教学和研究却不懂英文，太不可思议！“一年制”引起了学生的普遍质疑，他们提出为什么一个已经上了四年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本科的中国学生尚且不能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一个连中文都不懂的国际学生却能用一年时间获得“中国学”硕士学位？比照哈佛大学大学的标准全球招聘教师也受到了质疑，历史系就有教师提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自己丝毫不差于哈佛教授。总之，师生们普遍反映，“校中校”的模式不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都是极大的教育不公平。甚至有教师对“燕京学堂”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它造成了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北京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冲突。6月17日，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在《光明日报》撰文，称北京大学设立“燕京学堂”是为了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中华民族、是中国文明文化、是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设立“中国学”学科是为了“从中华文明传承和未来世界发展的角度”思考当今世界与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系统总结、凝练、阐释、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涵，理解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国学”的研究将“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中国学’学科的主体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经济繁荣但又动荡不断的世界上发挥正面引领的作用”。以“中国学”学术研究牵引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必要工作。燕京学堂倡导的“中国学”研究将建立起“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问题研究”。同时，“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也将通过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深度领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贡献世界”的优秀人才。7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担当》的北大校长采访文章，校长王恩哥表示，要实现中国梦，如果没有一两所和别人平起平坐的大学，这个中国梦就不2圆满。任何一个有着悠久的文明和历史的地区或国家，一定有一两所大学不单单属于这个地区和国家，也属于全人类。北大的教育使命就是探索一个方向，蹚出一条道路，更好地将“主体性”和“国际化”相结合。同时，用全球化的视野、用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方式，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北京大学把“燕京学堂”项目提高到“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话语权”和“中国梦”的高度，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带来更大的争议。24日，北京大学校友甘阳和刘小枫联名发表《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燕京项目”应该废弃》一文，认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可能走向“英文北大”、“租界英文学堂”、“英文中国学”。他们认为，从2003年的北大聘任制改革，到2014年的所谓燕京学堂，其实贯穿的是同一条改革思路，想达到的是同一个改革目标，那就是把北京大学彻底改造为一所英文大学，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他们认为，在中文的北大心脏挖出一个英文住宿学院，有如当年上海、天津划出“租界”。“租界”内外，代表两个不同世界，两种不同价值：“租界内”说的是英文，是国际日常语言，是国际学术语言，代表“文明”和“进步”；“租界外”说的是中文，既非国际语言，亦非学术语言，代表的是“野蛮”和“落后”。北大领导自许的“一流担当”似乎就是要以“租界内的英文北大”为据点，逐步改造以致彻底淘汰“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在他们看来，“用英文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用“英文学堂”来“复兴中国梦”，完全是逻辑的混乱。他们认为，一个文明的根基和灵魂乃在其语言文字，中文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归根结蒂要用中文来创造，中国文化主体性当然首先是中文的主体性。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中文权利的伸张，中国文明的复兴必是汉语表达的复兴。简言之，中国梦必然是中文之梦，不是英文之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共同梦想，但是，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引进西方文明是否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国与国际接轨是否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当代中国治理的首要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成效甚少，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为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奠定理论基础，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找到了依靠力量。在开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复兴，如何实现复兴？不同历史时期的首要问题革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改革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3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复兴？怎样实现复兴？1.什么是复兴和怎样实现复兴？北京大学大概认为既然西方文化代表当今世界一流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概就是中国和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大学）“平起平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建设“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国家（大学）。简单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追赶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学习它并与之争夺领导权。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掌握国际话语权、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国文化复兴。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2014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其实已经做出了回答，他说：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很显然，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中国学”项目就是想办出中国特色。但是，对于既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北大师生以及社会各界显然产生了分歧。从北京大学校领导发表的文章和访谈讲话来看，他们显然对“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特别重视，准备通过全球招聘教师、全球招收学生、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英语授课，认为这种“世界一流”的“高大上”标准能够创办“世界一流”的“中国学”。如果“燕京学堂”这是一个理工科的项目，比如北京大学现在已经建设的独立教学科研单位北京国际数学中心，这个办学思路估计丝毫不会引起社会的质疑。打开北京国际数学中心的网站就能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国际”数学中心，而不是“中国”数学中心。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中文反倒是它的第二语言。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是英文的，估计教师教学和学生作业也是用英文。其实，当前我国各大高校都把“国际化”看作是“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的象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肯定是在国际期刊上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高水平”的教学至少得能够用英文授课，“高水平”的师资则一定是有众多国际一流大学留学归国的教师。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经济学、管理科学等科学程度较高的学科，“国际化”与“世界一流”、“高水平”是等同关系，这早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北京大学的校领导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学”全球招聘教师、招收学生和英文授课的“国际化”办学思路有何不妥。国际化的复兴思路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什么是世界一流的先进文化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国际最高标准国际化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国际著名期刊的科研和学术论文、国际著名大学的教育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全球招聘人才、面向全球开展工作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大学把国际化当作是世界一流的象征，中国企业甚至政府也同样把4国际化当作世界一流的象征。中国优秀的企业都争取到美国纳斯达克或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结构要有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合作，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推出产品和服务，企业内部的语言是英语或者至少言语中不时地蹦出英语，企业的名称和产品最好是英文，企业高管拥有诸如哈佛商学院这样的顶尖大学商学院教育经历，等等。若不如此，企业就会给人以落后的乡镇企业的感觉，产品在消费者心中也只能代表着低端廉价。很多政府部门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不至于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是领导讲话也要不时带几个英文单词，最好是到国外一流大学接受过培训或到过很多国家，喝酒要喝拉菲，坐车要坐奥迪，住店要住国际五星，否则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见识不看担当领导责任。当前中国普遍存在追求“国际化”的思维，与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直接相关，也和中国文化上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密切相关。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中国人从宗教、科技、政治和文化上逐步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与此中国文化则逐步地抛弃。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彻底抛弃，甚至连中文都不能要，应该用拼音文字取代。当时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杆旗，要求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取代中国的“专制”和“愚昧”。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若非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并代之以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中国将永远处于愚昧落后。2.国际化还是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旗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摆脱这种“全盘西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多数都是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明等早期重要领导人都有丰富的海外经历。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盲目听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倾向。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而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则是“全盘苏化”理论的代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