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第一章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2学时）（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讲述，使学生了解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明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教学建议）本章重点讲述五四运动的背景和意义，中共创建的历史条件和意义，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可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同时还可组织学生观看教学录像带《开天辟地》。一.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4学时）(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节内容的讲授，使学生深刻了解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性质和意义，使学生充分认识和发挥五四精神。(教学重点)1.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2.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教学难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授课内容)1.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1)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大力扶植北洋军阀政府，加紧侵略中国。一战开始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但日本却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及其有利位置，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造成了对中国的某种独霸之势。一战开始后不久，日本于1914.8.15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移交日本，以便日后归还中国。8.23日本对德宣战，随即派兵占领山东大片土地（青岛及胶东地区重要城镇、胶济铁路等地）。日本占领山东，当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收回山东权益，而是通过控制山东，进而全面控制中国。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便充分暴露了其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二十一条”是日本对中国主权的全面掠夺，连袁世凯都觉得条款太“苛酷”，因而一直讨价还价，谈判达20余次，历时3个月多。5.7，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至5.9午后6时止，给予满意的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手段”。5.9袁政府复文完全承认最后通牒，25日条约换文在京签字。（中日双方谈判代表日方以驻华公使日置益为首，中方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为主，加上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当时外交总长为陆徵祥。3.17日置益因坠马受伤，曹等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日置益的床前去进行谈判，被称为可耻的“床前外交”。曹是最后亲自拟稿和递交投降书——复文——者）。后5.7成为国耻纪念日，（一说5.9）。日本占领山东，全国人民反对，但却有人同意，且还是“欣然同意”。白纸黑字写上“欣然同意”的卖国贼便是章宗祥（吴兴，今湖州人）。1918.9.24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外相后藤交换了2千万日元的借款公文（9.28签字），同时双方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要求的山东权益，基本上还限于继承德国之所得，而此换文的要求则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参战的结果，不仅未将山东收回，反而是进一步丧失，实在是奇耻大辱，但卖国的段祺瑞2政府却令章立下了“欣然同意”的保证，这成为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一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进一步加强。1913—1920年日本对中国的公开借款增加了274％，其中包括“西原借款”（从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先后以善后借款和银行、铁路、军械、运河、水灾、无线电、有线电、森林、参战等名义，共借日款16次之多，总额在3.86亿日元以上。这些借款均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其中有8次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代表西原龟三和中国交通总长曹汝霖经手，合计1.45亿日元，即所谓为西原借款）。通过这些借款，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在此期间，日在东北的投资增加了367％，在华的纱绽增加了132％，在华企业数增加了237％，对华贸易额激增，1914年日输华货值在列强对华贸易中占20.7％，1918年为38.9％。寺内正毅下台时说：“大畏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什部于二十一条。”一战期间，美国对华的侵略也有加强，同日本争相宰割中国。美国强调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反对日本独霸中国，极力加强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同时，美国也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14年美国对华贸易为8000万两左右，到1917年为15000多万两，增加93％；在华企业1913年为70家，1919年130家，增加85％以上；美在华银行1917年前为5家，1920年8家；1914年美对华投资总额为5930万美元，其中对华借款730万美元，大战期间，美对华借款为5000万美元左右，增加近7倍。总之，一战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更加激化。（2）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是人们对于袁世凯窃权后的中华民国徒具虚名的讽刺。袁死后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政府在对外卖国投降，对内专制独裁方面，比袁世凯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革命气势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把清朝皇帝的皇冠打落在地，在中国大地上矗立起了一座崭新的中华民国大厦。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在它成立初期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法令，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可资纪念的重要一页。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一线美好希望，很快就被一种残酷的现实所取代。由于外国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革命派的妥协，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历史始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到1905年建成北洋六镇，每镇12500余人【其编制分：军、镇（两镇一军）、协、标、营、队、排、棚】。北洋军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陆军，也是袁世凯发迹的原始股，是其赖以窃国称帝和北洋军阀夺取政权，展开内战的主要资本。后小站出身的军人布满全国，形成了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后，北洋军阀发生公开分裂，各派军阀与外国列强相勾结，出现了严重的军阀割据和混争不断的局面。以安徽合肥人段3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系统中两个主要派别。前者多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这一派势力长时间把持北京政权，控制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甘肃、福建等地区，并一再利用北京中央政权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势力。后者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实力仅次于皖系。在东北有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势力日益壮大，占据着东北三省，成为与皖、直两派并立的重要势力。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割据陕西的陈树藩，割据徐州一带的张勋等，它们虽然不是北洋派的嫡系，但都或者依附于北洋军阀，或者和北洋军阀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割据一省或几十县，独霸一方，有的称督军，有的称镇守使。在西南地区主要有滇、桂军阀。滇系军阀以唐继尧为首，桂系军阀则以陆荣廷为首，这两派军阀依靠英美列强的支持。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操纵着北京政府的实权。他一上台，就在日本积极支持下，实行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的政策。对外，段祺瑞政府实行亲日外交，大量出卖国家利益。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对德、奥宣战（1917.8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9.26南方军政府也宣告对德、奥交战）。其实段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并未派一兵一卒去作战（只是应法国公使之召，募集了一些华工到法国，在后方挖战壕、搞搬运。其定额为2千，但应募者超出十倍，因工资较高，又不去前线），相反以参战等名义，大肆向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后改西北边防军），不断扩充实力。从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先后以善后借款和银行、铁路、军械、运河、水灾、无线电、有线电、森林、参战等名义，共借日款16次之多，总额在3.86亿日元以上。这些借款均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其中有西原借款，数额远远超过整个袁世凯统治时期向日本借款的总额。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在中国侵略的大好时机，便借口“共同防敌”与段政府在1918年5月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得以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广大地区，掠夺中国的资源，控制中国的军事。9月，当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时，段祺瑞政府的代表竟表示“欣然同意”。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段祺瑞在对外卖国的同时，对内加紧独裁统治。首先，段政府对外宣而不战，但为了铲除异己势力，对内战而不宣。段上台后积极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出师围剿南方的粤、桂、湘军，并在湖南展开激战，但遭直系军阀反对。直系与西南军阀勾结，主张停战息兵，和平解决。其次，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由于在参战问题上国会不听段的指挥，因而段上台后拒绝恢复已被张勋解散的旧国会。可是他又需要一个新国会作为其统治的点缀，于是便先援民元成例，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修改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减少两院议员名额，提高选举人资格，以便于进行操纵。1918年2月，北京政府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军阀政客纷纷拉帮结派进行政治上的角逐。为操纵国会选举，段祺瑞取款80万元，让其心腹徐树铮、王揖唐在3月间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从而形成一个属于皖系的政治派别-安福系。5、6月，全国举行大选，安福系得到4段的大量金钱，四处收买选票、威胁利诱，甚至伪造选民册、捣毁票箱、涂改选票。在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下，安福系选举获胜。除桂、川、滇、粤、黔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选出参议员147名（原定总额为168名），众议员325名（原定总额为406名），两院合为472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达330余人，占70％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而研究系（1916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成，以研究宪法相标榜，依附段系）所属议员不过20余人，交通系（主要来自交通部、交通银行，旧交通系以梁士诒为代表，1913年已有其名；新交通系以曹汝霖、陆宗舆为代表）约100多人。8月12日，由皖系一手包办的以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史称安福国会。段祺瑞的这个御用国会，在两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上又采取贿选手法，给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300元。结果，选出的众议院正副议长为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在总统的人选问题上，冯国璋、段祺瑞争持不下，只得让八面玲珑、双方都能接受的老官僚徐世昌出任总统（为避免各派反对，段让在北洋军阀中处于清客地位的徐世昌为新总统，如冯国璋愿意，可退为副总统，如不愿意，段愿和冯一同下台。这样段既可通过徐控制北京政府，又可把对手冯排斥出中央政权。1918.6.19徐被同意推为大总统，段、冯同时告退，段专任参战督办）。9月4日，参、众两院进行联合选举，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就职的当天发布命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代理。在这场斗争中，冯、段表面上似乎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段占了上风。因为段虽不当总理，但却专任参战督办，始终不放弃兵权；加之他掌握着安福国会，并在内阁中安插自己的党羽，仍对内阁进行遥控。北京政府依然打着皖系的印记。第三，坚持武力统一，反对南北议和。徐世昌上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内舆论与西方国家都主张中国南北议和。首先是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其次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力图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也要求南北“统一”；第三，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为打破皖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也要求南北“统一”；此外，徐世昌也不愿完全受制于安福系，要求与南方和谈。于是，南北军阀从兵戎相见的南北战争转入讨价还价的分赃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