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比喻论证和困境

第一章导论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比喻、论证和困境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在他使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出得到最大的价值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对不是他个人所追求的东西。——亚当·斯密亚当·期密使得商业的实践准则达到一种神学的境界。——哈罗德·拉斯基本书是对“看不见的手”范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方面的研究。进行这项研究的初始动机取决于我对当代社会中两类事件的思考。一类事件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等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在那里，私有化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加强“预算约束”是私有化的关键理论基础。在这些国家中，传统的国有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经营，它们可以把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他人，尤其是转嫁给国家。因此，这些企业没有责任感，没有效率，更严重的是软预算约束使得它们可以逃避其不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由此看来，“废除软预算约束”成为学院文献以及有关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经济转轨问题的新闻报告中最常见的口号便不足为奇了。另一类事件则发生在美国。这类事件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正在受到冲击，原因在于它使得公司从事高风险活动并将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转嫁给他人，包括贷款人和消费者。198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mentalResponse,CompeosationandLiabilityAct）。这一法案赋与一系列“责任方”“严格的责任”，以令他们负担清除环境中的有害废物的成本。法院里关于“刺破公司有限责任的面纱”的案例不断增多，这意味着股东应该对比他们投入更多的财务损失负责任。1991年，两位著名的公司法教授，耶鲁大学的享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和哈佛大学的ReinierKraakman提出一次性废除公司有限责任，重新采纳公司“无限责任”机制（Hansmann和Kraakman,1991）。第二，80年代末，储蓄和贷款协会(Savings$Loans)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很多人开始责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该公司是按1933年颁布的银行法所成立。由于有存款保险，银行就有了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动机，他们可以把风险损失的成本外部化，即直接转嫁给FDIC，但最终一般还是由公众来承担的。由于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的影响，一些经济学重新恢复了对F·哈耶克（F.Hayek）在1974年提出的取缔中央银行建议的兴趣。哈耶克认为，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因为它使得银行有可能把风险外部化。哈耶克及期跟随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货币非国家化”，即回到18-19世纪时期的“自由金融”状态（哈耶克，1974年）。第三，美国《破产法》的第十一章受到攻击。1992年3月8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题名为“是废弃第十一章的时候了”。第十一章对破产的有关规定使公司可以进行破产“重组”而不必进行“清算”，重组也不再是对公司不良经营的惩罚措施。借用阿克洛夫和罗莫尔（G·Akerlof和P·Romer）的话来说，第十一章赋予的公司重组权导致很多公司倾向于为“获利而破产”。第十一章的存在鼓励大量的经营状况不好的公司把其成本转嫁给贷款者。布莱迪（MichaelBradley）和罗森茨韦（MichaelRosenxweig）这两位密执安大学的教授，在1992年发表了他们针对破产法第十一章导致的净社会损失所进行的经济研究，由此引起了公众对是否应废弃第十一章的争论。很多“法律和经济学”学者都一致认为应该完全废弃第十一章，只维持“清算式”（即美国《破产法》第七章）的破产模式。对任何人来说，上述发生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的两类事件的相似性是显见的，即它们都在努力取消对公司的“软预算约束”。尽管两类事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但它们却是有相同的质的特征。制造“软预算约束”这个词的科尔内（JanosKornai），把这个词定义为“成本外部化”，也就是说企业“希望其他机构来承担其成本。”（Kornai,1986）激发这两类事件的理想是达到“硬预算约束”，即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自负盈亏。这种理想直觉看来很有吸引力。实际上，这只对著名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证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如果公司或是个人都追求其自身的利益，并且不把自己的成本外部化，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更好起来。其实，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已经否认了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央银行，认为它们会造成我们今日所谓的“软预算约束”。我把这两类事件结合起来考虑，想得到对关于“看不见的手”论证的核心内容的深层理解。如果说在废弃“软预算约束”方面这两类事件基本相似，那么为什么相对于在美国取消有限责任，中央银行和破产重组等问题来说，原共产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改造所得到的支持更大呢？如果我们只看得到广泛承认的私有化，似乎“看不见的手”范式是没有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看到关于取消有限责任、中央银行的破产重组的争议，至少我们可以有理由对“看不见的手”论证的正确与否进行探究。进而，通过这一迂回，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产权理论的新见解。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做的。1.1作为比喻和作为目的论之残余的“看不见的手”首先，让我们从“看不见的手”作为比喻开始。比喻是诗意想象的一种手段，利用这一手段我们对一种事情理解和体验可以通过对另一种事情的理解和体验来达到。可以说，“看不见的手”是形成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想象的最重要的比喻。它使得我们相信每个人的自利行为都将自动导致社会效益最大化，就好像这整个过程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阿罗（Arrow）和哈恩（Hahn）这样表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对经济均衡关系，收益率的平均化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的诗一般的描述，生产要素总是被某种趋势推动着从低到高……社会体制随着个人追求不同价值的行为而发展的观点与整个社会的合理均衡是一致的……这一概念是经济思想对整个社会进程的总的理解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阿罗和哈恩，1971.1）然而，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比喻。作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后嗣，生活在20世纪的未期，我们倾向于把比喻看成是原始思想的一种形成。毕竟，笛卡尔已用“相同”和“不同”的概念取代了“类似”来规定知识的基本种类。但是，认识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的最新发展，重新把“比喻”提到了我们的概念和语言的中心地位。首先，比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地运用。例如，“辩论就是战争”的比喻充分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诸如“我在辩率中战胜了他”或“他攻击了我论证中的每一个薄弱点。”再者，“我们日常不论是想还是做的概念体系，实质上都是比喻”的观点（Lakoff和Johnson,1980.3）也得到了有力地论证。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从根本上说也是比喻。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高夫（JacgueiLeGoff）在其“中世纪的想像”研究中指出，比喻在中世纪社会秩序的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教堂把自己看成基督的神秘身体，新政府则把自己看成是以君主为头脑的有生命的身体”（LeGoff,1985.14）。我认为“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在社会秩序的现代思想扮演着相似的角色。现代思想与中世纪思想比较起来并不乍一看有那样大的区别。这部分是因为事实上现代西方思想“重新占有了”中世纪基督思想所占有的中心地位。汉斯布朗（HansBlumnberg）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述：“……当现代思想者抛弃了基督教的答案”后，他们仍不得不回答基督教的问题，以表明现代思想能应付任何挑战。正是这种被迫地“重新占有”中世纪基督教创世与未世说的“地位”，导致了“历史哲学”的宏大结构。[尤其是，]……自由主义并没有放弃目的论的残余；因此，亚当·斯密创造了“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自我调节的经济秩序，同时他也相信“正义的法律”在这一进程中神奇般地存在着。（Blumenberg,1986.220）“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的神学目的论残余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承认。基于对原文的仔细研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尔（JAcobViner）指出，“我不得不承认，不论对目的论原理，或是对看不见的手，如果我们无视亚当·斯密赋与它们的地位，那么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包括其经济学，是很费解的。”（Viner,1992.82）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解中比喻和目的论的特征。1.2“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第一论证：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启蒙运动的精神相一致，我们不仅仅是简单地在社会中借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我们还自信对这一比喻有着更深刻和科学的论证。第一个论证是所谓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它被普遍认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的恰当的和现代的论述。这一定理是在19世纪未期由瓦尔拉（Walras）创立，并在本世纪初由帕累托（Pareto）进一步发展，最终在本世纪50年代由阿罗(KennethArrow)和德布勒（G.Deberu）给予形式化证明。它阐述了在对偏好和技术的一些假设下（如完全竞争，没有公共物品，不存在规模经济，没有外部性）的竞争价格机制，可使整个社会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价格调整机制导致了这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美好和谐，存在一组均衡价格可以使市场出清，并且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简单地遵循这些均衡价格就可以使其自身和社会的福利同时达到最大化。在这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证明是通过竞争价格机制在起作用，价格成为指导个人行为的简单的统计指标。所有的个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了解各种不同商品的价格，由此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自动引发对全社会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直观上看第一定理很好掌握。它指出按照帕累托准则，均衡价格信号足以使自由经济行为很好地自我调整。个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使得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边际替代率（消费者）和边际转换率（企业）与这些均衡价格一致。由于所有的经济主体面对相同的均衡价格，所以所有的边际替代率都等同于该均衡价格。这些等式与市场均衡在一起，刻画了帕累托最优在凸环境中的特征。“看不见的手”这一论证是有力的，但其有力程度仍不足以说服那些相信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更执着的信徙们。这是因为当第一定理的有关假设无法达到时，所谓的“市场失灵”随之而生，这使得至少在有限的情形下，“看不见的手”这一杰作被破坏。而那些“看不见的手”的忠实信徒则试图说明即使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影响往往更加严重。因此，他们努力进行一种论证，即有关“让市场自己发展”总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论证。这就是我称之为对于“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第二论证。1.3“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第二论证：适者生存对“看不见的手”的第二论证可能称作“适者生存”论证。这一论证源自于生物进化论。这一事实对生物史学家来说并不奇怪。现在已达成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对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斯蒂芬（StephenJayGould）认为，“1838年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在他（达尔文）搜集那些即将被他冠以马尔萨斯见解的资料的同时，他也在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自然选择理论与不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要义有着惊人的相似。”（Gould,1993:149）也可以这么说，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论证首先产生，并激发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然而，现在却倒了过来，很多现代经济学家用“自然选择中的适者生存”来证明社会经济秩序中的“看不见的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F·哈耶克，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man），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和阿尔奇安（A·Alchian）是在经济学中运用自然选择论的主要代表。基本上，“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第二论证是对第一论证的补充。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被认为是不现实时，在阿尔奇安的下述论述可以提供补充答案：“……关键在于，（对经济学的假设而言）个人动机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