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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拒腐防变的警钟长鸣——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月9日)田玉茂同志们:今天，市委召开这次会议，目的就是一起学习十六大关于反腐败的新精神，分析领导干部面临的环境和应注意的问题，从一批大要案中汲取教训，图于未然，治于无事，筑牢防线，夯实堤坝，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近年来，市委对反腐倡廉工作一直抓得很紧，在惩治腐败、保护干部、服务经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这次警示教育也非常重视，专门进行了研究，黄书记、孙市长作出了重要指示，市里其他领导也提出了重要意见。下面，根据市委安排，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供大家参考。一、党的十六大对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十六大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战略性部署。（一）在思想认识上，明确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用如此严厉的措辞论述反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及国内外形势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是全面总结古今中外执政治国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加大，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程度不同地得到遏制，但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当前仍处在易发多发期。一是违纪违法案件呈高发态势。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万多件，给予党政纪处分84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3万多人。这期间，全国每千名党员中，就有13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有2人被开除党籍。二是案值呈几何级数增—2—长。1998年至2000年涉案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案件达4000多件，其中亿元以上的134件。1998年查处的厦门远华走私案值达到530个亿，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三是涉及领导干部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五年来，全国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平均每天有16名县处级干部被查处，每个月有41名厅局级干部、近2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四是腐败主体有向团伙方向发展的趋势。一些腐败分子结成一荣俱荣的利益同盟，编织起内外勾结的腐败“互联网”，往往查出一案带出一片，查处一人带出一群，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沈阳“慕马案”便牵出142起违纪违法案件，有10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五是携资本外逃现象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这只是对外逃贪官带出资金的保守估计，再加上那些仍潜藏在国内的贪官制造的外逃资金就更是惊人。据有关人士透露，2000年我国资本外逃约有480亿美元，比当年外商对华实际投资470亿美元还多。这充分说明，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日益发展迅猛、实力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已久，寻找一切机会发难、颠覆。国外反华势力得到他们援助，日益猖獗；台独分子有他们暗中撑腰，蠢蠢欲动；藏独、疆独势力及东突恐怖分子、“法轮功”邪教组织受到他们支持，不断制造事端。这都说明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险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党的肌体再被腐败分子腐蚀得百病缠身、浑身乏力，将难以应对各种挑战，无不令人担忧。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群体性事件、下岗职工问题不断出现，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较为突出。虽然全国总体上跨入了小康，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小康，尤其我们欠发达地区，绝不可估计过高。目前，全国农村有6000多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吃饭都是问题。一些地方农民群众、下岗职工生活非常困难。乡镇基层干部收入也不高。尽管这些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但大量问题不能回避和难以逾越。如果我们不清醒认识和认真对待，再加上腐败现象掺杂其中，必然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危及基层政权稳固。廉政兴邦，腐败亡国。这是历史一再昭示的真理。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前—3—后苏东剧变的骨牌效应，先是波兰，然后是匈牙利、民德、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1991年，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也没有摆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1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我们回过头看，前苏联剧变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党内领导层的腐败，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的苏共已完全丧失了信心。腐败分子最需要以私有化来使其攫取的资产合法化，因而成为促使苏联灭亡的急先锋。剧变实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质变。搞垮苏共、促使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罪魁祸首不是入侵的外敌，而是腐败的内敌。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兴替，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明末，还是晚清，都是一个不受制约的皇权，加上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自掘了坟墓。拥有数百万军队的蒋家王朝也是因为腐败而不堪一击。最具典型意义的要属名噪一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之初，洪秀全号召天下受苦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然而，一旦建国立政，洪秀全便很快丢掉了劳动人民的美德，褪尽了劳动阶层的本色。骄奢淫逸，滥封乱赏，任人唯亲，当初的美妙说辞，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最后不仅腐败横行，而且众叛亲离，战斗力丧失殆尽，成为一场规模宏大的乌托邦试验。这些深刻教训，无不说明一个道理：腐败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是党执政最大的考验。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全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制止，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二）在工作思路上，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十六大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这是非常英明的。治本抓源、关口前移，是一项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工作。不抓源头，腐败现象就会纠而复生、此消彼长，反腐败就会反不胜反、防不胜防。只有抓住源头，改制革弊，摧根断源，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条件和土壤。教育是基础。多打“预防针”，常念“紧箍咒”，筑牢“防火墙”，才能增强鉴别力，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要坚持教育为先，抓好党纪条规教育、警示—4—教育和廉政典型示范教育，激浊扬清，褒是抑非，使领导干部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民主是根本。民主是人民的呼声，是时代的主题，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没有民主，就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就形不成科学的决策，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发展民主，就是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增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逐步建立充分反映广大党员意志和利益的民主制度体系，释放群众中蕴藏的反腐败巨大能量。法制是保证。法制是对专制的矫正，是对人治的否定。依法治国、依法治政、依法治腐，高扬法律利剑，腐败分子才会心惊胆寒。廉政立法，反腐败才会力度更大、威力更强。加强法制，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监督是关键。权力失去监督，就会逐步异化，产生特权，导致腐败。强化监督，就是强化他律，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纳入人民视野。要把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逐步建立起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反腐败监督机制。改革是出路。从制度上堵住滋生腐败的“漏洞”，填补以权谋私的“空隙”，割断权钱交易的“脐带”，必须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难题。要以管钱制权为核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权力制衡机制。（三）在工作力度上，坚持重典反腐、绝不手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到“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时，代表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是党心民意的共鸣，是对中央决策的赞同，更是全国人民对加大反腐力度的热切企盼。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呈现健康发展的局面。一个个大要案突破查处，一批批贪官服法落马，就是最好的例证。十六大又一次昭示，党中央绝不会让腐败分子藏身于党内、逍遥于法外，而且要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不断增大腐败行为的风险和成本。今后，割除毒瘤痈疽、惩治贪官污吏的声势和力度一定会更大，效果一定会更明显，一切腐败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市近几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推进，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成效显著，尤其查办案件工作力度明显加大。1997年以来，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3903件，其中—5—县处级干部和万元以上大要案810件，处分党员干部2984人，其中处分县处级干部43人。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总抓手，紧紧围绕对事权、财权和人权的监督制约，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建立健全了廉政谈话、廉政档案、廉政鉴定、廉政“一票否决”等一系列配套制度，促进了全面工作上水平。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体制性特征。必须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必须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腐败；必须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随着标本兼治措施的落实，腐败高发的势头一定会得到有效遏制，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廉政氛围一定会形成，一个德政风清、政治文明的新局面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在国人面前。二、当前领导干部拒腐防变面临的外部环境腐败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客观、辩证地认识腐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认真研究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是当前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和深化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一）封建思想的余毒阴魂不散。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熠熠闪光的精华培植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陈腐顽固的糟粕形成了难以抹去的历史迹痕。封建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观念等糟粕，在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散发着“幽光”。数千年人文观照，金科玉律“学而优则仕”，使“官贵民贱”、“官老爷”、“父母官”等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因而也使不少人对权力顶礼膜拜，追崇至极；“三年知县令，万两雪花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主义残余，更使有的人把“升官”“发财”视为有因必果的自然联系，看成是光宗耀祖的人生追求；宗法制度孕育了封建社会“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延续了“家长制”的官僚作风，小到任人唯亲、封妻荫子、人身依附等庸俗之举，大到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情代法等“人治”阴影，无不是封建专制的衍生品；受“特权”思想影响，无视制度、不遵守规则成为权力的象征，更使一些人产生了既厌恶、痛恨，又崇尚、追求的“特权”情结，拉关系、走后门、看面子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市场。这些封建思想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为官场腐败埋下了思想根源。（二）体制弊端为腐败提供了条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巨变的—6—阶段，也往往是官场滋生腐败的阶段。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新加坡和香港，官场都是相当腐败的。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至1000美元之间，是社会剧烈变革的阶段，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变化最大的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在这个阶段。渐进式改革的管理漏洞，给很多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前几年搞价格双轨，使权力“寻租”一度泛滥，大小“官倒”盛兴一时;“一家两制”的存在，使腐败分子的权钱交易如囊中取物，不出家门即可完成;更为突出的是，过多的审批促成了一股公开的腐败洪流。不否认在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正常应酬，但这却成了腐败分子中饱私囊的“绿色通道”，成了大肆挥霍、公开行贿的“便捷走廊”。（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