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德情操论看经济学理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1-由《道德情操论》看经济学理性主义——兼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建设【摘要】亚当·斯密的两部经典著作《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所反映出的对人性的解读相互矛盾，由此产生了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斯密问题”。本文梳理了各方对该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解读，通过对《道德情操论》的阅读，将书中所反映的价值理性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做了对比，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视角。【关键词】道德情操论；斯密问题；理性；伦理偏好；制度建设一、“亚当·斯密问题”的解读亚当·斯密，众所周知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成了经济学史上的不朽传奇。然而，对于《国富论》的过度关注使其另一部著作鲜为人知。其实，斯密的成名首先是由他的伦理学代表作《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出版。斯密是英国情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建立起一整套以情感共鸣为特征的道德情感理论体系，开创性地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伦理准则。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民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从而对斯密的理论看法和研究的主线，就成了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1一直以来，对“斯密问题”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斯密问题”真实存在认为“斯密问题”现实存在的观点以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布伦塔诺和原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等为代表。李斯特认为:“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使人心化为铁石。”2在卢森贝看来，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3而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斯密的阶级局限性。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页。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商务印书馆，1997．115．3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24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2-2、“斯密问题”并不存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是人们因对斯密的各种误读而造成的伪问题。在马歇尔看来，人们日常生活事务中最有力最坚定的动机是由货币引起的，所以，并不存在利己与利他之争，尽管他承认人的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4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阐述到，“斯密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问题，斯密真正赞颂的既有自利的行为，也有明显利他性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它们都是人性的内在规定。《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译者蒋自强教授认为，各种利他都统一于一种开明的自利，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因此，斯密问题并不真正存在，两部著作中的利他和自利实质上是辨证统一的。3、马克思主义视角在“斯密问题”的解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它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在马克思看来，“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内容。马克思对人本质的把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实践”，即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到人性是动态的历史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这与上面的两种解读所表现出的新古典传统的先验的、静态的、自然性的人性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道德情操论》与经济学理性主义1、主流经济学与“工具理性”正统主流经济学中，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是源于对行为主体“经济人”特征的假设。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只有个人才具有自身独立的目的和利益，是唯一真正的行为者；所以的社会现象都源于个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的产物；对于社会现象，必须以通过个人行为的分析为基础来进行理解和分析。6因此，自经济学诞生之初，对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刻画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前提。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强调，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与收益核算基础之上的，并且必然会选取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与理性相对应，“自利”成了人类行为中，最强烈、持久和广泛发挥作用的动机。经济学中的理性，被界定为是一个“工具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M]．商务印书馆，2005．40－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56．6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3-理性”的概念，是经济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理性并不意味着自私。而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让化解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同时得以实现的一种自然秩序几乎是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信条。2、《道德情操论》与“价值理性”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自然，经济人的两大行为特征“自利”和“理性”也是其经济理论的核心。然而，历史上对于《道德情操论》的解读中都只关注其在伦理方面的阐述，忽视了它透入出的另一种理性概念——“价值理性”。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二者为人的理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如《道德情操论》中论述道“在所有的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请教内心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7，这里的良心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正义，是行为人不仅考虑如何获取自身最大化利益，同时考虑到对他人利益的影响。如康德所说，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存在“理性的恶魔”，也存在着“可爱的天使”。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有机联系的，她所反映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也集中表现在对“看不见的手”的统一论述中。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将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成为“自爱”。他指出，人们的自爱本性与同情心是相伴的，但是二者共同发挥作用，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富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必须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8其实，价值理性可以反映在个人的伦理偏好之中，即个人必须权衡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63页.8同上，230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4-某一既定的决策对其他人的后果时所使用的偏好。而工具理性反映在个人的私人偏好之中，是个人用于日常自身决策的偏好。每个社会中的人都兼有这两种偏好，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都为其提供了论据，即人的大脑边缘系统是产生各种情感的地方，为人类行为提供了偏好；而新大脑皮层则是通过理性的策略运筹这一过程，寻找到满足偏好的方法，进行理性选择。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逐步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斯密非常重视制度约束的效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相同的热爱,对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的相同重视,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个如此美好和重要的制度完善起来感到高兴,而在清除任何可以给它的正常实施带来丝毫干扰和妨碍的障碍之前,我们一直忧虑不安”9，制度约束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清清楚楚。对中国来说，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如何形成“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形成，又是诸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本文的角度，制度建设可以有效的和“经济人”范式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制度建设的某种思路。1、制度设计、私人偏好与工具理性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曾说道“最大化行为、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对它们的灵活运用，可以对人类的各种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经济人”假设的解释力。确实，制度建设时不能只考虑人们的道德约束，而应该建立在经济人私人偏好基础上的激励和约束。也就是说，制度设计，不在于人类是否完全由自利的动机所驱使，而在于社会能否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但是，在假设了人的有限理性之后，通过环境的力量迫使人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目的构成了“法治社会”的强有力推动力。在这种强制的行9同上，230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5-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10。如美国宪法，它的制定者本身就难以摆脱自身利益的约束，但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承认自利的力量，并且巧妙地加以运用，从而把一个新政府建立在唯一稳定的基础——经济利益至上。反观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仁政”的思维方式始终将政治和道德混为一谈，缺乏外在的稳定的制度约束，即法律制度。2、制度实施、伦理偏好与价值理性“任何一套规则都好于无规则”，这是新制度学派大师道格拉斯·诺斯的名言。要保证一种以个人利益为特征的社会秩序，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是否接受一套共同的道德戒律。经济人行为模式本身并不会产生遵守法律制度的行为，这种行为只能产生于经济人的伦理偏好赖以形成的背景。我们不能指望人人皆是仁人君子，但人确实有一种社会情感，其核心为人性中的自治因素，这种社会情感即我们所理解的斯密的两个著名概念——“同情”与“公正的旁观者”，它们反映出的就是个人的伦理偏好11。只有承认每个人都拥有社会情感，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正规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是法治社会的思想基础。社会情感的要素包括相互尊重、诚实、合作、负责人等等。日本学者福山曾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就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用它来反映一个社会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传统。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孔家的“三纲五常”“五伦”所束缚，忽视了每个人对自己不相识的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因此，社会资本的缺失只能用更多的法律和制度来弥补。积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是一个当务之急，也是良好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参考文献：[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商务印书馆，1997．[3]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4]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8.[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M]．商务印书馆，200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7]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8.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