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

第一章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即便曾一度仕清的诗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这两部分诗文以对现实的敏锐反映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稍后的诗人及其他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悲，但也慨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篇什。已呈式微之势的词则应时而复兴，倚声填词蔚然成风。散文的内容偏重经世救国，崇实致用，在传记文里多用小说笔墨。清初诗文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第一节遗民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和吴嘉纪其他遗民诗人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据卓尔堪《明遗民诗》辑录，有作者四百馀人，诗歌近三千首，比南宋遗民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皆有过之。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虽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如顾炎武所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以“有亡国、亡天下”区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沦，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忧患，唤醒人心，复兴家国，显然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对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以气节高尚而被后世敬仰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初名绛，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加入复社，清兵入关，在江南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亡命北方，考察山川，访求豪杰，图谋恢复，晚年终老于陕西华阴。他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四百多首诗，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清兵屠戮烧杀的罪行。《精卫》讽刺专营安乐窝的燕雀之辈，表示“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决心。《京口即事》歌颂史可法镇守扬州的英雄业绩。《千里》述自己参加王永祚领导的湖上抗清义军。《海上》四首，则以凝练沉重之笔，抒发登高望海的悲壮情怀，坚苍质实。如第一首：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诗中洋溢着决心报国、抗清复明的坚强信念。他劝友人善处珍惜，保持操守，“寄语故人多自爱，但辞青紫即神仙”（《友人来，座中占二绝》）。到垂暮之年，仍然表达其炽烈的爱国热忱，有《恭谒孝陵》、《再谒孝陵》、《自大同至西口》等。随着岁月的消失和希望的幻灭，渐知挥戈返日之无术，感伤沉郁的情绪稍增，但不灰心，至死犹坚，故其诗雄浑有力，慷慨悲壮，如《五十初度时在昌平》：“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目望河清。”《又酬傅处士次韵》：“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都可说是掷地作金石声。顾炎武的诗是诗人崇高的人格和深厚学力的表现，笔墨矜重，不假巧饰，其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杜甫，如《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离怀销浊酒，愁眼见黄花。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顾诗在清代评价就很高，沈德潜说：“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集》卷十一）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以反对阉党著名，清兵入关，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关心天下治乱安危，以学术经世，论诗称“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强调诗写现实：“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扩大宋诗影响，推动浙派形成。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云门游记》、《感旧》、《宋六陵》、《哭外舅叶六桐先生》、《哭沈昆铜》等，抒发亡国之痛和怀念殉难亲友，虽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颓丧，屡屡表白身处逆境而不低头的顽强精神，如“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卧病旬日未已，间书所忆》），“莫恨西风多凛烈，黄花偏奈苦中看”（《书事》），“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尚未消”（《周公瑾砚》）等，皆勃郁浩然的正气。《山居杂咏》更是铿锵的誓言：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着多。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而农，号{艹}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举人，曾从永历桂王举兵抗清，南明灭后隐遁归山，埋首著述，博通经学、史学和文学，贡献卓著，学者称船山先生。他生于“屈子之乡”，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如《绝句》：“半岁青青半岁荒，高田草似下田荒。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借舒草之心“不死”，喻坚韧不拔之志和恢复故国“春色”的理想。《落花诗》、《补落花诗》、《遣兴诗》、《读指南集》等，缠绵悱恻，喻意深远。王夫之自叹“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王船山公年谱》引王夫之自题墓碑词），表现“孤愤”是其诗突出的内容，如《补落花诗》九首之一：“乘春春去去何方，水曲山隈白昼长。绝代风流三峡水，旧家亭榭半斜阳。轻阴犹护当时蒂，细雨旋催别树芳。唯有幽魂消不得，破寒深醴土膏香。”以落花飘魂抒写胸中郁结的亡国之恨，含蓄蕴藉，深沉瑰奇。七绝《走笔赠刘生思肯》：“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以诗明志，直到“垂死病中魂一缕，迷离唯记汉家秋”（《初度日占》），仍然不忘故国岁月，于凄楚里见其高风亮节。遗民诗人可与顾、黄、王并肩的，当推吴嘉纪和屈大均，吴多作危苦之词，屈则富于浪漫幻想。吴嘉纪（１６１８～１６８４）是一介布衣，与煮盐灶户为伍，困厄潦倒，深受压迫剥削和灾祸肆虐，诗歌极写兵燹灾荒和民生疾苦。《风潮行》、《朝雨下》、《海潮叹》等述泰州一带自然灾害，惨不忍睹。《挽饶母》。《难妇行》、《过兵行》等，揭露清军屠杀掳掠，令人发指。《临场歌》、《归东陶答汪三韩过访》等，反映官吏催租逼税，敲骨吸髓。《东家行》记江北婚嫁陋习，《李家娘》写“扬州十日”惨象，《一钱行赠林茂之》赞遗民品质，或长歌，或短制，直抒胸臆，纯用白描，但他运思深刻，写状如绘，如《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明白如话，不假雕饰，靠内在感情把盐工之苦写到极致，幽淡似陶，沉痛似杜，形成直朴古淡的苍劲风格。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曾削发为僧，还俗改今名，北上游历，密谋抗清，“险阻艰难，备尝其苦”，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和《离骚》，兼学李白、杜甫，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如万壑奔涛”，在遗民中乃至整个诗界独树一帜。五律出色，自谓“可比太白”。《大同感叹》、《猛虎行》、《菜人哀》等揭发清兵屠戮暴行，《旧京感怀》、《过大梁作》、《登罗浮绝顶》等诉说家国兴亡悲哀，《梅花岭吊史相国墓》、《哭顾宁人》、《赠傅青主》等抒发仰慕忠节之情，大都抚时感世，缘事而发，尤其表现坚定的民族立场和抗清意志的诗歌，可与顾炎武相比，如“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碧血照华夷”（《经紫罗山望拜文信国墓》），“孤臣余草莽，匪石一心坚”（《咏管宁》），“七尺今犹壮，堪为大汉捐”（《代景大夫舟自五屯所至永安州之作》），即使壮志难酬，兴复无望，他也信心满怀，“纵是灰寒终不灭，神灵看与蜃楼同”（《古铜蟾蜍歌》），“乾坤未毁终开辟，日月方新尚混茫”（《庚午元日作》）。他的诗“以气骨胜”，豪宕而多苍凉悲慨之音，如《通州望海》：“狼山牧草满，鱼海暮云黄。日月相吞吐，乾坤自混茫。乘槎无汉使，鞭石有秦皇。万里扶桑客，何时返故乡？”凭吊沧海，想象奇伟，在雄健夭矫里寄寓故国之思，凄楚感怆，却也写出“超然独行”的豪迈气概。屈大均在清初影响颇大，又和陈恭尹、梁佩兰号称“岭南三大家”。陈恭尹（１６３１～１７００）诗歌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邺中》、《读秦纪》等，是所谓“人无数篇”的名作。梁佩兰（１６２９～１７０５）曾仕清朝，行藏出处与屈大均、陈恭尹有别，诗多酬赠与写景，七古苍凉伉爽，《易水行》、《养马行》等状写社会民情，寄有深意，能独开面。其他遗民诗人，阎尔梅（１６０３～１６７９）的诗歌吊古伤今，感念时事，格调苍劲。《满巡抚赵福星遣官招余余却之》云：“殷商全赖西山士，蜀汉孤生北地王。岂有丈夫臣异类，羞于华夏改胡装。”表白全节，可谓硬骨铮铮。他长于古体，《绝贼臣胡谦光》、《沧州道中》等豪宕雄壮，诗情激楚，是富有特色的作品。杜溶（１６１１～１６８７）诗学杜甫，风格浑厚，五律《登金山塔》浑灏精深，负名当时，诗人吴伟业说：“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诗而始进。”（徐世昌辑《晚晴{移}诗汇》卷十八）《初闻灯船鼓吹歌》抚今追昔，感慨秦淮歌舞盛衰，令读者欷太息而不能禁。钱澄之（１６１２～１６９３）诗歌写甲申国变，足可证史。《悲愤诗》、《桂林杂诗》、《行路难》等，以永历时事寄于诗，时歌时泣，悲痛感人。《催粮行》、《乞儿行》、《田家苦》等，写民众流离无告惨状，情浓意深，沉郁悲怆。晚年隐居乡间，民族感情与田园闲适融合一体，在《田园杂诗》、《田间杂诗》、《夏日园居杂诗》里，白描直写，冲淡自然，既反映农村的生活，又砥砺自己的民族气节，“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并有独具一格的特点。归庄（１６１～１６７３）为人豪迈尚气节，与顾炎武有“归奇顾怪”之称。《悲昆山》、《伤家难作》、《断发》和《万古愁》曲等，声情激越，沉痛愤慨，《万古愁》更是清散曲少有的杰作。《落花诗》十六首，体物寄托，揭发士林的种种心态，哀婉酸苦。“不信江南百万户，锄只向陇头耕。”（《己丑元日》）写出遗民新的思想境界，也委实可贵。○第二节古文三大家清初散文侯方域魏禧汪琬其他古文家唐宋古文的传统，在明代受到了复古派学秦汉文和公安、竟陵派抒写性灵的冲击。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学者们倡经世致用，以振兴民族。顺应时代的要求，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都对散文写作提出了一些要求，散文在清初大致上回到了讲求“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上，并对“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扩展。清初的论说文多为学者所为，他们留心世务，研经治史，发表意见，作品不仅是优秀的散文，也有学术和思想上的价值，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顾炎武的《生员论》、《形势论》等。这时期明末的小品文处于衰落与蜕变期，作者仍然有人，如张岱、尤侗、廖燕等。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作品内容或沿袭晚明小品的文风，而以沧桑之思代替闲情之趣，或趋向严肃，如“匕首寸铁，刺人尤透”（廖燕《选古文小品序》），随着文网日密，也就逐渐消歇。写作文学散文的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侯方域（１６１８～１６５４）少有才名，入清未仕。早期为文流于华藻，功力欠深，自述“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有“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之弊，后学八大家，转益多师，臻于成熟。《壮悔堂文集》１０卷，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议论而指斥权贵的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