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1第一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但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和学说。在诸多的思想观点之中，林毅夫、蔡昉、李周及其他合作者(1994，1996a，1996b,1997a，1997b,1998，1999a，1999b，1999c,1999d,2000a,2000b,2001)基于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地提出了所谓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本章的主要任务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进行简明的整理，包括该理论所涉及的概念范畴、基本假定和主要推论，从而为后文的讨论拟定一个明确的研究思路。下文中，我们将首先简要回顾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教训，进而通过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对比，指出新增长理论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在此基础上，我们概括性地总结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特别是禀赋结构、技术选择、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发展中国家违背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时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也是讨论的重点，并且我们将对比比较优势理论和其它学说在解释类似经济现象上存在的差异。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进一步明确比较优势理论在当代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处的地位，并为中国以及广大的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框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一、赶超、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也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讨论的重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Solow（1956，1988）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色色赶超战略的实践者，都把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2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剩余，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的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的初级产品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也好，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好，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Chenery1961）。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以中国的经验为例，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直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便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为了保证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三位一体的扭曲性政策干预，即扭曲了商品的相对价格、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来完成资源的配置、对企业实施国有化。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逐渐地从原有的经济模式中摆脱出来，并寻求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刺激经济增长。与上述失败的教训相对应，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其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例如，台湾、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但由于其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政府每次要想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政府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作自由的选择。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现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这就使得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共同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3和技术密集型上面来。可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政府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至于，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则更是发挥比较优势结果，而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这些经济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东亚奇迹”。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发以后，工业化的模式和过程均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尽管从50年代开始的重工业化战略使国有的工业结构严重地偏离了国内的禀赋结构，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村工业化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支撑了中国经济近20多年来的快速增长，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国在资源和人口的规模上要远远超过东亚其它国家，因此推行赶超战略的时间相对较长。由于长期维持这种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被严重扭曲了。所有这些对农村工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好坏参半的。在改革开发以前，政府为了将更多的剩余集中到自己手中，对农业的发展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使中国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民陷入了生活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由农民自发形成而不受到国家计划控制的那一部分，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资本，加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障碍，自然不会有大的起色。从1978年开始的几年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农村的工业化起到刺激的作用：农业连续几年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初始资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限制被进一步放宽；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为原材料的采购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八十年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仍然受到国家的计划控制，这为农村之所以具有比较优势来发展工业提供了某些制度性的诱因。尽管在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农村的比较优势相符，但为发展工业所必须的一些硬件环境，比如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农村均远不如城市。农村的集体或私营企业与城市企业相比，主要的优势究竟何在呢？关键在于，城市企业所依赖的传统工业，在结构上脱离了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而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企业调整生产又为政策因素所阻碍。乡镇企业在经营机制方面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而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弥补中国在轻工业以及部分重工业方面的许多空白。乡镇企业虽然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决策，尤其是集体企业，同样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4在1992到1994年间，乡镇企业的产值几乎是按每年100%-200%的速度增长，每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基于政治目的，追求大而全的结构。严重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过度，使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效益急转直下。为追求短期的增长目标，背离比较优势，盲目地进行政策干预，这种在国有工业的发展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做法，也同样在农村的工业化中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农村工业目前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大量的企业从集体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乡村政府逐渐从市场的具体运转中退了出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和东亚经济的奇迹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发展中国家成败的原因，为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许多学者均试图对之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当然，其中许多观点和比较优势理论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我们打算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若干进展中，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困境（一）基本的理论脉络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的递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经济系统要想能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ENGINE），如何定义这样一个发动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的成本，是大量的增长模型的研究核心所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更使得在此方面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需要一种怎样的内生机制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按照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致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论文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b）；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Arrow（1962）的贡献的继承，此类讨论多集中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中，如Young（1991）；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Romer（1986，1990）的工作，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二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三是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Innovation）。如果围绕着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理解，则上述三类观点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需求外溢模型显然与早年的大推进理论，或唯资本积累主义的发展观相类似，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5因为在私人投资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引致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政府的行为，但这终究不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新“大推进”理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所谓生产集合的“非凸性”问题或者“门槛”效应（Azariadis和Drazen，1990），即当初始条件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经济增长会陷入到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之中。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的作用在于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从而摆脱贫困的陷阱。但是，需求外溢模型缺少必要的实证基础，也难以解释大推进政策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虽然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否真得依赖于独立的科技研究或教育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落后经济中的企业所采取的生产技术，大多是比较成熟的，基本上不需要很多的独立开发和复杂的员工培训。由于这些企业并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之上，因而产品的换代升级也靠的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通过学习来分享国际的技术外溢与科技资本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相比，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方式。如果该经验判断正确的话，最为贴近经济发展现实的内生增长理论应当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1。不过，强调学习效应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并不直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生产中的边干边学效应（Arro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