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而公文是甲骨文的重要内容。殷商时期,最高统治者常常进行占卜,然后将占卜的结果刻在动物骨上，称之为卜辞或契文，内容涉及天文、帝王生活、政治、军事、经济等，绝大部分是后期王室活动记录和奴隶主文告，可视之为汉字和文书的萌芽。甲骨卜辞中保存的占体、表体、谱体、令体、册体、祝体、诰体、典体等，被认为是公文文体的原始形态或文体名称，昭示了这些重要公文文体的起源、性质和特点。《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公文总集，将公文分为典、谟、训、诰、誓、命6种，共计100篇。书中有会议记录，有战争讨伐令，有各种文告。“文书”一词，最早出现于秦代（《史记》：禁文书而酷刑法）。“公文”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汉记》：书记繁於公文）。魏晋南北朝，公文发展进入成熟时期，公文理论基本形成（《文心雕龙》：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唐宋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社会科学文化空前繁荣，公文日益完善（魏征《上十思疏》、韩愈《论佛骨表）等。白居易的《卖炭翁》：手把文书口称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一代名臣亲自撰写的公文，为封建王朝统治乃至中国历史进步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成为传世文学名作。他们也由此成为流芳百世的著名历史人物。《谏逐客书》：李斯上书秦王的奏章，围绕“大一统”目标，立意高深，正反论证，利害并举，是最著名的古代公文之一，充分体现了公文实用性的重要属性。李斯协助嬴政统一中国，其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出师表》：诸葛亮呈给后主刘禅的报告。表，汉代的典型公文，用于臣子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之用，态度谦卑，言语恳切。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等成语流传至今。诸葛亮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楷模。《出师表》中的成语：妄自菲薄、作奸犯科、三顾茅庐、不毛之地、不知所云、感激涕零、计日可待、苟全性命、引喻失义、危急存亡、临危受命。《谏太宗十思疏》：魏征给李世民的劝诫奏章。魏征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为贞观之治立下汗马功劳，为后世做出表率。《治安疏》：海瑞写给明世宗朱厚熜的奏疏。海瑞大胆揭发官场的弊端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并提出改革意见，表现了关心百姓疾苦、敢于向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的品质。由于这篇奏疏触怒了明世宗，海瑞被逮捕下狱，问成死罪，幸得世宗不久后病死，海瑞才被释放出来。元明时期，官府文书往来日多,种类日繁,而且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还出现了大量专用文书，公文进入了较为完善的发展阶段。明清之际,科举“八股文”兴起,且逐渐地由科举影响到公文。一方面，八股文有助于公文格式的规范化，但另一方面却使公文内容与形式的严重僵化，使公文最终走上了繁文缛节、舞文弄墨、低效无能的末路，导致官僚（衙门）作风和形式（文牍）主义盛行，难以保证政令畅通、机构有效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讲，八股式的公文成为阻碍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所谓“成也八股文，败也八股文”也。我国公文写作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沿革在我国,公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活动,古已有之。据考古发掘,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的奴隶主阶级,巳经能够运用龟甲和兽骨作为书面载体来书写文字,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政务活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那些镂于甲骨、刻于碑石、铸于金属、书于竹简的文字,其用途大多是属于实施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的。这就是说,公文作为统治阶级施政的工具和手段,其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公文写作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以吏为师和相摹而作的现象。公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而只是由少数师爷所垄断,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才从根本上得以改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公文写作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往往依附于基础写作之中,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公文工作,极力提倡公文处理特别是公文写作的规范化,强调对公文写作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从而使我国当代的公文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公文写作作为一门学科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114所普通高等院校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了公文写作课程,并且逐步成为这些院校的主干学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并且已经普及到各类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等教学阵地。从事公文写作教学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公文写作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同时,每年的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也都把公文写作列为必考科目之一。公文写作学科一经诞生,即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例新颖,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着类如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张保忠的《中国党政公文写作大全》、《党政公文写作评核与答疑》,岳海翔的《公文写作一点通》、《最新公务文书写作》,张庆儒的《公文处理学》,郑崇田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学》,张宝元的《机关公文写作》,李厚安等的《公文写作学》,周森甲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原理与方法》,徐秋英的《公文写作与逻辑》,吴新元的《公文正文三要素说与公文正文格式化导论》等等。特别是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一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把公文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公文写作研究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新观点。不仅深入研究了公文的演变及其发展过程,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规律。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公文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可以说是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公文写作研究集大成与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公文写作研究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着作。教材类的如裴显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辽宁马魁深先生编着的《公文写作学》(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闵庚尧、李贵如主编的《公文写作教程》、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公文写作》,杨柏、张庆儒主编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指要》,张保忠、岳海翔主编的《公文写作格式与技巧》,岳海翔主编的《公文写作教程——新形态大学写作课程系列教材之一》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中国当代公文写作》一书,此书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集体智慧的结晶,荣获第二届中国秘书杯——运通杯评比一等奖。书中对我国公文写作的历史演化,公文写作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马列主义文风等问题,均作了颇为精当的阐述和介绍,是一部适合各类高等院校文秘专业师生使用的高层次教材。裴显生先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一书开始突破了以往有关公文写作书籍“格式加例文”的框架,使公文写作从单纯的应用技术进入了学术领域,成为有规可循的智能活动,可以视为公文写作学已初步形成和建立的突出标志;辞书类的如苗枫林主编的《国家公务员写作词典》,孙和平主编的《公文大辞典》,张保忠的《党政公文小百科》,张保忠、岳海翔主编的《最新公文写作完全手册》等,内容颇为丰富,工具性强,便于查阅,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长期的保存价值。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迅猛发展,各种版本的公文写作教材、专着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出版的公文写作教材及专着约计有200多种。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的广泛运用,开始出现了对电子公文写作的理论研究。柳新华、王东海、董相志合着的《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一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从行政机关公文写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出发,以公文写作理论为基础,以电子公文的技术特征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概述了电子公文的写作方法、编排技术和处理程序。既注重现代办公理念,又注重技术内涵和操作技能,既考虑到传统与现代知识的融合,又重视对现实工作的实际应用,具有很高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性。有从事公文写作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在公文学建立之初,一些长期从事公文写作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开始提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公文学研究组织的设想。1989年11月,在中国写作学会的支持下,由张保忠、费晓平、曹照林、闵庚尧等人发起,在江苏徐州举办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筹备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筹委会。它隶属于中国写作学会,是其所属的一个专业委员会。为了加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决定聘请当时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国公文学》一书的作者苗枫林同志为筹委会主任。1991年10月,在天津塘沽召开了首届中国公文写作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就公文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11月26日,在湖北黄石市召开的中国写作学会理事会上,作出了批准成立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的决定,随后经过一系列精心筹划和组织,1992年10月,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在烟台新闻中心召开成立大会。苗枫林同志当选为会长,费晓平,闵庚尧、张保忠(兼秘书长)为副会长,学会下设学术委员会以及中国公文学研究所,负责学会的学术研究工作;又设秘书处,主持学会的日常事务性工作。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到2004年下半年,该会已经获得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并经国家民政部正式登记备案。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公文学研究的群众学术团体正式宣告诞生,广大研究者们得以团结在统一的旗帜下开展研究活动。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公文学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本着团结勤奋、扎实进取”的精神,自1999年冬季至今,先后在塘沽、烟台、唐山、大连、南昌、成都、哈尔滨、北戴河和青岛举行了九次全国性的公文学术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确定明确的主题和中心内容,组织与会人员协力攻关,取得了十分可喜的研究成果;从1995年开始,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公文论着评比,现已举办了第一届“三株杯”(由山东三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赞助)、第二届“三精杯”(由黑龙江三精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赞助)及第三届“亿丰杯”(由哈尔滨亿丰集团提供赞助)评奖活动;同时,从1995年开始至今,还先后举办了十九期全国性的“党和国家最新公文知识讲习班”,对各级各类秘书与公文工作者进行系统的培训,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效地运用于实践,为推动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此外,由研究会组织集体编着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独自研究编写出版的公文史学、公文处理、公文写作以及电子公文等方面的着作多达200余部,在国内有关秘书类和写作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00多篇。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公文工作者的公文写作水平,推动了我国公文学术研究活动朝着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公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有一支精明强干又有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近二十年来,在我国公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精明强干且拥有雄厚实力的研究阵容。以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颇有造诣的研究人才。截至2005年上半年,会员总数已达973人。在他们中间,既有各类大中专院校和党(干)校的教师,也有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者,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得我国的公文学研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公文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公文学研究所”,作为研究会的尖端科研机构。其研究人员全部采用聘任制,而且条件非常严格,标准很高,按照规定,都是公文学研究中有相当影响,成就卓着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公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水平。有具备较高质量的研究阵地,形成了相当浓厚和活跃的研究气氛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家秘书类和应用写作类杂志相继出版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5家。《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厂长与秘书》、《办公室业务》、《企业秘书》、《当代秘书》、《应用写作》、《法律文书与行政文书》等等,各具风采,共同构成秘书学和公文学学术研究的绚丽多姿的百花园。除《应用写作》、《法律文书与行政文书》等公文学专业性杂志外,其他各家秘书类期刊也均设有“应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