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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公考热点聚焦：习总书记“七个有之”对帮派团伙发出“最后通牒”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习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殊不知，“七个有之”危害力极强，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群众深痛恶绝，此次习总书记“七个有之”是对“七种问题”的严厉警告。“七个有之”中，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危害尤甚，习总书记要求是对帮派团伙发出的“最后通牒”。从近年来石油系统、“秘书帮”、“山西帮”落马高官背后都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自身高级干部的职务便利与在官场的“影响力”，通过私下聚会等活动，形成以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等为链条的利益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荫蔽提携、结党营私，罔顾党纪国法寻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这其中尤以“周老虎”最为明显，“石油帮”、“四川帮”，曾经就是他的利益“圈子”。“帮派”“团伙”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为纽带，以谋利为目的，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不仅损害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是诱发各种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腐败温床，为害甚远，人民深痛恶绝。如果任由党内“帮派”“团伙”发展，让私情替代公心，让关系取代原则，那么廉洁操守难以得到认可，党纪国法也就难以得到遵守，必然导致官场风气污浊，政治生态恶化。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喜欢搞“帮派”“团伙”无非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避风港，找一个靠山。老话说：人搭人、鬼搭鬼、苍蝇喜欢搭烂腿。这些人喜欢搞“帮派”“团伙”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营造一个有利于他们私利的氛围，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这个小团体的势力圈子。殊不知，进入“帮派”“团伙”，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帮派”“团伙”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到头来也难逃法纪的严惩。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其名篇《反对自由主义》里指出，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在毛泽东同志定义的11种自由主义现象中，“小圈子现象”被排在第一位。邓小平同志也怒斥“帮派”“团伙”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去年1月14日，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同年10月8日，习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同年10月23日习总书记提出“七个有之”对帮派团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祛除“帮派”“团伙”滋生，除了领导干部自身要加强修养，自我约束外，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科学配置权力，完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对部门所辖干部进行全过程、常态化监督与管理。在干部选拨任用中，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坚持21字“好干部”标准和“三严三实”原则，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不让老实人吃亏，坚决铲除“小圈子病”滋生、蔓延的土壤。同时，负有反腐之任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更需守土尽责，敢于亮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做到灭蝇有力，打虎到位，除恶务尽，如此才能拔出大小“圈子”之根，防范它们死而复生。2.2015年公考热点聚焦：省部级单位年度民主生活会陆续召开关注：2015最新公考热点2014年度省部级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近期正陆续召开，中央专门派出45个督导组全覆盖督促指导。这次民主生活会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首次召开的年度民主生活会，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中央对开好这次年度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专门发出通知，对严肃认真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要求、作出部署。这次中央督导组由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央督导组组长带队，分别回到原督导单位，运用教育实践活动成功经验，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12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单位党组(党委)、68家中管金融企业和中管企业党组(党委)、31所中管高校党委民主生活会进行督促指导。中央督导组紧紧围绕年度民主生活会主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研读中央的通知和方案，开展集中研讨，确保把中央精神吃透吃准。抵达督导单位后，中央督导组与被督导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充分沟通，紧紧依靠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工作，共同研究制定民主生活会方案，对前期准备、专题学习、征求意见、谈心谈话、查摆问题、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改落实等各个环节周密安排。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纪律讲规矩的要求，中央督导组督促各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把守纪律讲规矩作为这次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的重点，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一一对照检查，把自己摆进去、见人见事;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的团结、遵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方面，深刻查摆问题、剖析原因、严肃整改。中央督导组督促各单位坚持在聚焦问题上下功夫，开展典型案例分析，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苏荣等案件以及一些腐败干部的忏悔材料中受到警醒、提高认识，从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意见中检查反思，始终聚焦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持续抓好整改。中央督导组严格标准、突出重点，对思想认识上不去的、征求意见不深入的、查摆问题不聚焦的、自我剖析不深刻的、开展批评不严肃的、整改措施不到位的，绝不放过。对思想认识肤浅空泛、查摆问题避重就轻、自我剖析浮光掠影、没有把自己摆进去的对照检查材料及时指正。有的被督导单位一开始对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回应不够，中央督导组及时指出，相关同志主动认领，深刻查摆问题，制定具体整改措施;有的中央督导组发现个别同志的对照检查材料存在内容雷同、照搬照抄情况，随即严肃指出。中央督导组在民主生活会上严格把关，明确要求与会同志不绕弯子、直奔主题，确保领导班子成员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辣味。3.2015年公考热点聚焦：当今社会仍需“尚和合”尚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从总体上说，中华传统文化重和不重争、重合不重分，认为和合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合思想为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的和合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和”“合”二字。“和”的本义是声音、音乐的和谐，后来引申出和睦、和善、中和等意思;“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后来引申出汇合、结合、联合、融合、合作等意思。殷周之时，“和”“合”还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到春秋战国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联用，构成“和合”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相反相成。我国古人认为，世界上存在阴阳、进退、取舍、分合等众多范畴，它们的性质和作用相反但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体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如《周易·系辞》中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二，和而不同。和合并不是混同，而是在承认差别性、相异性的基础上讲和谐、和睦。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论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三，和实生物。和合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从区分、矛盾到平衡、融合的动态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万物生生不息。《周易·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王充在《论衡·自然》中也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当前，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合理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合思想就是一种矛盾观、辩证观。“和”并不排斥事物的差异，“合”并不否认事物的矛盾。尚和合，就是在正视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协调矛盾。应当看到，当代中国在社会整体和谐稳定的同时，不同个体、群体、阶层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和矛盾。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弘扬和合思想，就是以理性、辩证的态度对待这些差异和矛盾，既不回避和掩饰，也不夸大和激化，而是努力以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新形势下讲和合，还需承认价值观的多样性，追求多种价值观的平衡与协调。当前，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等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多样化态势，由价值观不同所引发的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挑战。只有弘扬和合思想，以包容态度对待多样化价值观，才能缓解以至消除不同个体、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弘扬和合思想，承认价值观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我们在尊重和包容多样化价值观的同时，更需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多样中立主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价值观的和谐发展。4.相关内容：2015年公考热点聚焦：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关于其成因和对策的讨论仍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总量问题，应通过加大刺激力度来解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讨论关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关系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需要辨析清楚、形成共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最近在我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近年来，我国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流动性整体充裕。在货币信贷规模方面，2014年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0.86万亿元;2014年1—1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9.08万亿元，远高于从2003年到2013年11年间平均每年新增人民币贷款5.56万亿元的水平。在资金价格方面，2014年9月，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33%，低于2008年同期的8.19%。因此，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是总量问题。推高企业融资成本、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结构问题，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体制、产业、企业和金融等方面。从经济体制看，两种“预算软约束”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种是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即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预算约束软化、运行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却不能向社会提供相应的资金回报，造成资金供需紧张，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种是科伊的“预算软约束”，即由于政府隐性但保，那些无望恢复生机的企业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