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苗族

1第一章苗族第一节族称迁徙人口分布族称自称境内苗族自称“嘎闹”，也称“呆蒙”，部分人群还有“尤”、“仿”、“西”、“苟”、“嘎斗”古支系称呼。他称境内水族称苗族为“妙”；汉族称为“苗家”，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汉文史料多按服饰或居住地域称为“八寨黑苗”、“黑苗”、“短裙苗”、“山苗”、“白领苗”等。解放后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1951年政务院正式定为“苗族”。迁徙境内苗族与远古时代居住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九黎、“三苗”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据苏州宗谱和苗族古籍《贾》的传述，一千多年前，境内就居住着“尤”、“嘎斗”、“卡”人群。今龙塘乡腊尧、新华乌里、龙泉镇新塘、扬武乡羊浪很好村的一些苗家，为他们的后裔。县境西部地区，苏州民间一相称为“方尤，其意即为“尤”人居住的地方。后来这部分人有的迁居他处，有的与迁入的“嘎闹”互相融合。境内现居的苗族，大多从榕江方向经今雷山、三都或凯里境辗转迁入定居。宋代（960──1279年），今县境苗族的主体“嘎闹”支系，一支从今榕江经三都、雷山接壤地区迁入境内今党早乡一带定居，后再迁居今扬武乡、长青乡、龙塘乡和烧茶乡台辰等地，后裔分布全县；另一支从榕江经雷山进入今加配乡、羊巫乡和排调镇也改等地定居，后裔分布排调区全镇境。明代（1368──1644年），今金钟乡羊甲和桥星、烧茶乡城望和者拉、方胜乡干里溜及龙泉镇排牙村的苏州由今三都境先后迁入；今排调乌威和复兴乡排莫、排叙等地的苏州由今榕江八开地区迁入；今兴仁区的尝卡、甲劳、大兴寨、竹留、福亚和龙泉区的排和、羊浪等地的苗族从今凯里市境迁入；今石桥、清江等地的苗族分别从今雷山、麻江两县属地迁入，其后裔分布兴仁区多处。清代光绪初年以前，今长青乡瓮瓜、烧茶乡甲脚、岩英乡石板寨和龙泉镇马寨等地的苗族由今凯里市境迁入；今排调区的高峰、送俄、羊高、排路、南芒等地的苗族（其自称“红苗”）从今铜仁地区迁入；今兴仁区的尝卡、龙坡、王家村和排调区的刘家寨等地的苗族从今雷山县境迁入；湖南黔阳迁入部分定居于今新华乡排卓等地。还有汤、陈姓汉人从军入境，定居长青一带后融合为苗族。境内苗族有汉姓名，大多是清代雍下在以后为编户口所兴，一般仅使用于社会事务场合，家庭内或族内交际，仍旧使用苗名。现有王、潘、李、莫、杨、龙、刘、马、顾、陈、文、熊、张、余、吴、韦、彭、薛、雷、汤、蒙、金、白、田、曾、汪、陆、罗、胡、池、徐等几十个汉姓。有的同宗同汉姓，也有的同宗不同汉姓或同汉姓不同宗。人口及分布民国37年（1948年）5月1日县政府填报的《丹寨县民族分布调查表》载，全县有苗族31031人，2占总人口的69.81%。1990年末苗族人口分布情况表单位：个、人乡填村（街）苗族人口乡填村（街）苗族人口分布村数人数占该乡填人口%分布村数人数占该乡填人口%合计15715710549574.30方胜88391379.66龙泉18181349258.38雅灰88200853.23金钟1010780666.63排路44102344.29扬武15151394787.28复兴66557692.03龙塘33335096.10党早44181584.26长青99657577.69兴仁77576172.58合心66118227.59南皋77515086.91排调66337979.02大兴55542293.45孔庆55370581.09新华66320678.33羊巫66158661.64岩英1111821087.56加配55238472.79烧茶88600575.83解放后，1953年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有57918人，占总人口的70.93%。1956年后，部分苗族逐步识别为水族，苗族人口有所下降。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有55217人，占69.68%。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有92675人，占72.34%。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有105563人，占74.99%。1985年，苗族成户人口分布于全县605个自然寨中（含县城6个街）的508个，其中苗族聚居311寨，人口约占全县苗族人口的71%；苗汉杂居124寨，108个在排调区和兴仁区；苗水杂居25寨，12个在龙泉区；苗水汉三族杂居34寨，与多民族杂居14寨（街）。1990年人口普查，苗族分布于全县所有的村（街），最多为排莫村1819人；在县城、乡镇政府驻地村和丹寨金汞矿、金钟农场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苗族，占其总人口的14%。第二节家庭社会组织家庭县境现代苗族家庭，多是二代或三代四五个人组成的父系制核心家庭，也有少数三四代同堂一二十人的大家族。家中由男性长者主持安排生产和社会事务，掌管家庭财产；夫亡子幼家庭，由妻子承担家长责任，但其权利多从属于房族。男人犁田、割草、砍柴、挑粪、打谷、赶场买卖等，女人挖地、种地、插秧、纺纱、织布、缝衣、做家务等，是传统的劳动分工。多子的家庭，儿子结婚生育子女后，一般要分居，父母多跟小儿子居住。儿子有分享家产的权利和赡3养与安葬父母、分担家庭债务的义务。分家时，田土山林（指土地私有制时期）以及房屋、牲畜、主要农具与家具等平分给儿子，有些人家留出“养老田”和“姑娘田”。女儿不能分享家产，但可得银饰等较丰厚的嫁妆。丈夫亡故，遗产由妻子管理使用；如改嫁，则只能带走嫁妆、衣物，无权处置房屋土地。随改嫁母亲生活的儿子，对生父遗产有平等的继承权。无子女或有女无子人家，可以从家族中过继养子，或招婿上门（极少有），其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与亲子家庭相同。苗族一般以数代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家庭为一个家族，苗语称为“纪”。家族无族长。家族成员在生产、生活方面关系密切，凡遇婚、丧、立房、水火灾害、栽秧收割等大事，家族都民尽力相助，遇有生育病伤、失盗、畜亡等事，也都携礼物看视慰问。对于孤儿、寡妇、鳏老等人，其家族在生产、生活上均给予照顾帮助。社会组织鼓社苗语称为“姜略”或“嘎纪略”，是苗族父系氏族社会的宗支组织。苗族迁徙来到丹寨定居之后，按宗支建立鼓社。每个彭社有鼓头，有领导生产的“活路头”，有主持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有调解纠纷处断案件的理老。近代以后鼓社渐衰落。鼓社最大的活动是祭祖，苗语称为“能略”，汉译为“吃鼓藏”（亦称祭鼓节）。民国时期，扬武、羊甲一带以房族或家族为主吃鼓藏，麻鸟、羊先、复兴一带以宗族进行。南皋、岩一带则早已演变为翻鼓节，在一个片区各寨渐次进行。吃鼓藏一般12年举行一次，垂线次分为醒鼓、祭鼓两大阶段，祭鼓是中心环节，有砍鼓树、凿鼓、换鼓、引鼓、杀祭牛、淋花树、盖鼓祠、送鼓、洗鼓9个环节，每个程序都有繁杂隆重的仪式。每一次活动都要杀水牛、猪、鸡、鸭数十上百头（只），用粮数千至数万公斤，花银钱成百上千两（圆）。民国初年麻鸟吃鼓藏，杀水牛100多头，猪50余头，鸡鸭不可计数。民国20年（1931年）羊排马玉璋、马鲁卿家族吃鼓藏，仅水牛就杀58头，糯米就吃了几万公斤，耗大洋2600多元，其他物资不计其数。解放后，不再吃鼓藏。榔榔是苗族古代农村公社制度的遗存在清代和民国前期，是县境苗族社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它对内维护社会秩序、私有财产和道德伦常，对外抵御外来侵犯，保卫地方安全。有一寨一榔，也有几寨甚至几十寨合榔。清雍正埋藏，排调、方胜一带抵抗党清军征剿的榔规模很大，“以一大寨统数十百小寨”。民国初期，羊乌河（鸡家河）沿岸十余寨建立一个合榔。每个榔都通过议榔大会选举榔头，议订榔规，杀黄牛和公鸡歃血食肉，表示承认榔规并坚决遵行。榔规内容大体有：无理杀人和投敌者，杀死或用火烧死；冲家或拦路抢劫钱物者，溺死；重大偷盗或惯盗者溺死，小偷小摸者罚其钱物并游寨示众；强占他人田土山林者，除退还原主外，罚杀猪办酒向众赔礼；拐占人妻者，除索还原妻外并罚重金赔礼；损害他人名誉者，以鸡、酒、红布给对方挂红道歉。咸同起义时期羊巫寨彭某叛变投敌，被本榔寨民处死。民国时期，羊甲地区李某惯盗财物，被装入猪仔笼沉河溺死；吴某偷田中稻谷，被罚猪肉、酒各60公斤供榔众吃，并游寨示众。本世纪80年代，许多苗族村寨又采用榔的组织形式订立乡规民约，以保护山林、庄稼和个人合法权4益，维护地方治安，增强邻里团结。榔规（乡规民约）不但本榔的成员要遵守，进入榔区内活动的其他成员也要遵守，如有违犯，一样按规约处理。会即互助会，是亲友邻里之间为筹资解决生产、婚事、丧事、建房或荒时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互助互利性质组织，盛行于解放前。有银会、来会、谷会、3种，每个会的会员为七八人至十多二十人不等，会费额（钱或实物）一般为银元2元至20元，或大米1斗（20公斤）至几斗，或稻谷1挑（50公斤）至几挑，付费利息最高的为50%。缴费期短的每个月1次，长的半年1次。会员在轮到收益前每次只需缴纳会费，至收益后下一次起要缴纳会费和会息。全部轮完之后，该会自然解散。民国时期，排迁一带几乎家家有人入会；龙泉镇螃蟹寨的龙依艾嘎，同时参加几十个会。附：寨老、理老寨老，苗语称为“娄”，是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群众拥戴的自然领袖，组织、主持寨上诸如公益、议榔等重大活动，调解处理诸如财产、婚姻等民事纠纷，均只是一种义务，但寨民都会服从。清开民国初年排迁岩寨的寨老顾万守，主持寨务、调处民事公道果断，颇有名望。理老，苗语称为“理娄”或“告贾”、“告理”，是精通苗族典籍“贾”懂得苗族社会历史和人情世故、能言善辩的自然领袖，常充当民间矛盾纠纷的调解、仲裁者和民间习惯法的执法者。理老在办事时，都要朗诵有关的贾理词，引经据典地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规劝或辩论、裁决。理老多是尽义务，代表一方辩论时，可按古礼收受很少的报酬。民国时期排道寨的理老吴志成，每要参加处理几十件民间纠纷。民国中期以后，寨老、理老的作用不断被削弱，解放后消失。第三节习俗生产习俗生产互助县境苗族农家凡遇犁田、插秧、运肥、收获、建房等大的生产活动，家族邻里亲友都热心无偿出劳力出工具互助，不要求对等还工。对孤寡鳏及患病人家的生产困难更是主动无偿帮助。这种传统至今不衰。起活路与祭土各苗族村寨从正月初一起均禁止动土，认为田地也和人一样过年休息。一般在正月十五前后某个吉日，由寨中的“活路头”先起活路，即扛锄挑粪，到田野挖几锄，倒粪壅好，烧香焚钱纸，插上一束打结的芭茅草标，苗语称为“就皋”。从此各家才可以做犁田、挖土、施肥之类农活。南皋、大兴、岩英地区则到二月翻鼓节过后才能犁田。如有谁违犯，认为将得罪土神，农作物会有不测，要用小猪、酒饭等祭土谢罪。忌虫逢“鼠”、“马”日普遍“祭虫”，不做犁田、挖地、播种、薅追一类农活（可以打柴、割草、摘菜），否则，认为农作物会遭虫害。忌雷与祭神遇头三声春雷鸣，要“忌雷”，3日内不犁田挖土，不播种，不施肥，否则认为雷神会施放雷火烧庄稼。如果发现家作物枝叶枯黄发红，就认为被雷火烧坏，要用公鸡、小猪、酒饭、白纸到现场祭祭雷神。祭雷神主动流行于排调地区。5开秧门与关秧门插秧季节，由寨中的“活路头”先在田里插上几蔸秧苗，再插上一节打结的芭茅草标，称为“开秧门”，然后各家才能动手插秧。开秧时家家吃糯米饭，表达栽下丰收希望的喜悦。全寨插完秧，有些地方还有由“活路头”主持，把有意留下的最后一点田插上秧，称为“关秧门”。然后全寨过粽粑节祭稻神“嘎嫩娜”，并必定把粽芭叶用米草捆成筒状，插在秧田里。传说这粽芭叶和米草是稻神的衣服和花带，稻神得了它，高高兴兴上天去跳芦笙铜鼓舞，这样水稻才获丰收。种棉习俗种棉时，人们穿得整整洁洁上坡，少女当妇们往往还配戴银饰。先在挖好的棉地立一石块（象征棉神婆），四周插上拴挂着螺蛳壳、鸡蛋壳和各色布条的树枝、山花和打结的芭茅草标，摆上鸡蛋、鱼虾、酒饭，大家需或坐可蹲，一人头戴斗笠，先在石块边种三窝，祭祀棉神婆后顺喊“起来！”（意为请棉苗神出土。）众人才站起来动手种棉。认为这样做了，棉会长得象小树和山花那样茂盛，棉桃会象螺蛳壳那样大，棉花会象鸡蛋壳那样白。插芭茅草标凡田地刚种上作物，都在田地里插上束打结的芭茅草标，表示“不得进入”，防止践踏损坏。如果草标里再夹一根剥去皮的五倍子树枝，则还表示驱邪，以保作物无灾病。砍的柴、割的草若要暂放坡上，就插上打结的芭茅草标，表示“不得动此”，他人绝不会拿走。赶到集出卖猪牛或铁木竹器等重要产品之前，在大门口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