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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绪论讨论“文化”问题不应是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应揭示和解决我们现今国家、国民生存状态问题、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尽管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这种交流并不总是成功的。其原因在于我们对文化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是切蛋糕，想切哪个部位就切的。很多时候橘逾淮而为枳。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些文化研究。推荐参考书：1、汤因比：《历史研究》，进行文明比较的历史哲学。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对中国历史的宏观回顾。3、钱穆《国史大纲》，体验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4、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5、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革时代海峡对岸的思考。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史料重建的厚重之作。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体现国内史学界从“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的演变9、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10、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展示中国革命的外缘性因素。一、两种对立的文化观近年来，谈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又成为热门话题。费孝通：1997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费老的最新力作《反思·对话·文化自觉》，盛洪：《为万世开太平──写在〈为万世开太平〉出版之前》则刊登在1997年4月7日的《北京青年报》上。盛洪：“文明……在任何观点上，它总有边界。”“文明在它覆盖的人群中带来和谐，却在它之外导致更大的冲突。”费孝通：“把国家的领土概念引申到文化领域中来，把不同文化划出界线，来强调文化冲突论。我意识到这种看法是有很大危险的。如果边界的概念改成‘场’的概念，也许可能纠正这个倾向。”盛洪：“如果中华文化不复存在，即使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玩赢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中国人接受了当初他们拒绝的规则。”费孝通：“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现在正面对着一个严酷的选择，2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确的，就是要保存的是人而不是文化。……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问题是在怎样转，转向何处。”盛洪：“由此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管参与其间的人是否意识到了，历史本来就赋予了它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目标要由中华文明的复兴来完成。”“它曾经是、并且将会重新兴起，成为未来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显然，这是一种中华文化“主导论”的乐观看法。费孝通：“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艰巨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是一种中华文化“互存论”的谨慎看法。费老反复呼吁“文化自觉”，希望知识界能致力于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既要有“自知之明”，也要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二、全球化与文化危机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1、古已有之，历史上，曾有过军事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全球化。例如：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十字军东征，成吉思汗帝国，都是全球化的历史形态。2、主要指近代以来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为象征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扩展。自由贸易、民族国家、军事殖民主义扩张、文化侵略等。3、专门指二战以来的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的跨国化过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跨国的资讯—金融——技术—商业文化，如何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疆界，而形成某种与民族国家同步的新现象、新挑战，目前的研究还无法深入下去的现象。一般认为，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而如今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过去500年中，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是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不承认界限，只要有利可图，它就冲破部落的、民族的、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总之，全球化的过程将冲破文明的界限。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全球化的一大后果是文化认同危机。地域、历史、语言、规范、习俗、交往方式、阶级、族群、性别等构成文化滋生繁衍的要素。一种文化，是特定人群3身份认同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文化认同危机，就是不知道、不清楚“我是谁”，清楚的变得模糊，相信的变得怀疑。后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勃兴就是文化认同危机的反映。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三信危机：信仰，信任，信心。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目的。不以传统为基础，12亿中国人将失其统绪而又成为一盘散沙，那样也就无法参加已经开始的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不以全球化为目标，那么中国文化的建设又会走到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三、中国文化前景四论中国正在发生举世嘱目的变化，有几种观点可以分析：1、文化次要论。多数对中国的观察、分析、评价和预言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变化之上，而把文化放在次要地位。前者是有形的，有实体，有数据，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文化无形，到底能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起到何种作用，难以道明，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置于从属地位，以为其可以随有形的经济、政治发展自然演进，而不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2、儒学复兴论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举出东亚儒文化圈的经济起飞为例。以那种论点推演，中国作为儒文化的源由之地，只要光大传统，前途亦将光明，甚至可能成为主宰未来世界的“大中华文化圈”之主体。3、中西融合论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重归传统，而且与西方文化交汇溶合，正在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变革，从而获得更为蓬勃的生命力，很有可能为已经从整体上陷入穷途末路的人类带来为了希望和出路。4、文化解体论这种看法十分看重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偏于悲观。中国文化从结构上正在清晰无误地表现出不可挽回的解体之势。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概括，其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形成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4自“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中国文化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扬弃，即便只剩一个孤零零的“忠”，毛之后，忠也没有了，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从根儿上瓦解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结构。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以往的由祖先、辈序、婚姻、亲属、朋友、世家、邻里等组合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整合体系，今日已基本不复存在或遭扭曲。对未来中国，最深刻的危机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文化结构解体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四、知识分子的角色困境：忠诚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是他们关心和批评国事的主要精神支柱。但使命感也可能使其行为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现代社会正常运作和不断更新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他们是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在西方，这样的以大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是由源远流长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逐步发展而成的。现代大学制度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屡遭摧残。大学应该是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的缩影，有其独立性、自治性、开放性。否则就无法承担传授、更新、创造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社会功能。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批的具有工具理性的技术型的知识人，但在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方面，却极为不足。知识分子的忠诚必须不限于只是加入集体的行列迈进，需要他们以理想化的标准批判社会现实，提供另类选择。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和知识分子史，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救亡压倒启蒙。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建立起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可能跟知识分子非常轻易地放弃批判的职责而充当鼓动者、宣传者有不小的关系。培养了周恩来、温家宝的南开文化，如何在将来培养社会的精英？大学是文凭加工厂，还是民主、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的推助力？大学怎样承担传授和更新、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社会功能？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忠诚是对人类基本价值、基本规范的尊重，对于文化传统的敬意与理解，对社会法律的遵守。批判意识是以理想化的标准批判社会现实，追求高于现实物质利益的理想化生活，提供另类选择。有人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我要说，大学非大楼，也非大师之谓，乃大学生之谓也。几个大师代表的是大学的学术水准，而大学生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未来。身为文化的继承人与传递者，中国文化的明天，是由我们来决定的。5五、研究型学习以培养表达与思考能力为重点带着疑问思考清晰地表达思考的层次性重视理论对思想的引导作用，重视专业知识对观点的支撑作用以“李约瑟难题”、“祭孔”文化现象讨论为例。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长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所谓“李约瑟难题”就是他提出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呢？这就是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观点一：综合性解释自然环境：中国在地理、文化上的与世隔绝。政治：封建专制主义缺乏学术自由的环境。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科学的发展与工商业的繁荣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近代科学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教育：科举制及传统教育体系。思维方式：没有发展出三段论式的逻辑。宗教因素：道家对理性和逻辑的不信任，儒家把兴趣集中于天人之际；佛教中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文字符号：汉语的过份繁复使中国成为诗人之国，却没有能够发明一种符号系统来书写方程式。观点二：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尤其是他对中国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使他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的作用。李约瑟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观点三：单因性解释：根源于专制主义科学是自由的创造性思想的结果。一切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都不可能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产生，中国近代是一个专制社会，所以，中国近代不可能产生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体现为政治学家的思维角度。观点四：单因性解释：归因于哲学观差异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人和自然是分离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