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女性与审美

第七章女性与审美教学内容：女性美与性别审美意识；倡导公民女性美；打造女性多维人生美课时安排：3课时教学课型：理论课教学目的：通过对女性与审美这一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从应用美学的具体形态出发，在了解一定的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女性作为审美主体，不仅具有自我审视和批判意识，还同时应该具有对外部世界的剖析和判断能力，从而更加自觉地加入到包括女性思想解放在内的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活动中，为建立双性和谐的文明社会做出积极的思考和努力。教学重点、难点：了解性别美学作为应用美学的基本含义，强调女性作为审美主体具有的内外双重的美学优势，去除文化惯性上的男性偏见，引导学生恢复和发现女性特性：是作为独立的创造性主体和普通的人。教学方法：课堂启发引导调动为主，多媒体课件声音画面音乐一体，以营造与教学内容相统一的审美氛围，尽可能全方位实现教学目的。女性与审美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欲说还休的话题。如果说美学学科分为基础美学和应用美学两大类，那么，基础美学是关于美与美感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应用美学则是美学在各门学科中的实际体现，研究的是人类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审美活动。从女性主义审美视角来看，女性美作为应用美学的形态之一，既是重要的审美对象，又是人在现实审美活动中的实践主体，具有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双重属性，即世上没有离开了审美主体意义上的纯粹女性美。譬如说《废都》中被庄之蝶把玩的四大“美女”，她们只是显现出男权意识形态的女性美，美被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她们表现出的是没有女性审美主体灵魂浸润的，如同僵尸一样的打上了传统畸形文化观念的女性美，将女性性别有意无意地物质化了①。与此相反，残雪笔下的母亲、女儿们，颠覆了传统女性文化审美惯例，一反温柔俏丽的传统女性美的形态，呈现出审美主体性别平等文化建设意义的鲜活的美，使看似“丑”的女性美渗透着“完形文化”②的底气，即“化丑为美”，把女性的性别文化突围表演视为同男性一样的“人”出场，甚至还升华为女性主义审美的理性认知。当然，反差如此大的审美观照和理念正是社会性别审美意识自然演化的结果。“即使女性尚未完全获得解放，但她们仍在许多领域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不要多久，她们终将取代由男性主导的旧秩序、价值观和权力。”③这是曾以《大趋势》一书风靡全球的约翰·奈比斯特们的另一著名预言。如果说在这里，“取代”一词还可斟酌一番，但它至少表明，女性对人类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影响正与日俱增，女性同样要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良性走向和社会秩序负责，这一趋势肯定是真切的，“女人正在改变世界”的“许多领域”，进行时态的“仍在”与将来时态的“终将”是相辅相成的。审美领域的发展情形也莫不如此。女性不应该再像以往那样，只是蜷缩在男性文化传统的羽翼下，时而心安理得时而又心有不甘地拱手相让原本属于自己的作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意义上的个体与集群义务和责任；女性应该避免只是成为搅动各类“圣战”的挑拨离间的所谓“尤物”，充当矛盾百出的社会性别审美象征物。第一节女性美与性别审美意识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影响深远的外来词——“女权主义”、“美学”、“现代”。它们本来的含义应该分别是文化革命意味更平和的女性主义，词性为动词的审美行为，时间长度更大的近现代甚至当代。撇开其他两个“舶来”概念不说，仅从“审美”（aesthetics）一词来看，审美面对的正是人的美感经验、审美意识。一个动态的词语由于翻译的缘故，固化成了干枯的学究式的静态词，因而被可怕地抽空了这一词语原本丰沛的生命力，使人看不到历史时间线性状态和空间多维折射下的审美意识的流变，这岂不遗憾？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美与美感的本质时就已经谈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创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①于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实践意义，真实地映照着人类绵延不息的文化进取心。就女性与审美关系这一敏感问题而言，以人们司空见惯的经验来说，女性俨然是个不言自明的审美对象，在历来如此的中西方文化惯例中，女性总是容易被物质化、客体化的。一方面，众多艺术家们所留下的难以数计的女性美轶事②极尽渲染之能是，已经陈列在历史时空的长廊中，反衬出女性美的物质化、客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当下的“女性美”由于人们的性别审美意识观念演化，又正以前所未有的格局改写、冲击社会的传统文化审美塑造。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女性美，必然召唤着一种新型女性美“样态”出现——无论审美主体性别如何，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在21世纪中国，现阶段则是以能够体现自我承担使命和集群社会责任的公民③美为表征。也就是说，女性美因性别审美意识的历史变迁而变化。马克思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还说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脱离人这一实践主体，静止地研究女性美是不可取的。美总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恒的、绝对的美根本不可能存在。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精髓提醒大家，作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所体现的美，一向要求它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并使人能在其所创造的对象中直接观照自身。由此可见，女性美既是人的创造对象本身，又是人的创造主体，随社会的性别审美意识的制度化变迁而被打上了时代印记。遗憾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女性文化由于出现了世界性的陷落，从而导致了女性审美主体的缺位，并且人们发现这一历史进化中的残损、跛足的情形还只是近两百年甚至更晚近的事，人们是随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而逐步认识到这一情形的。在女性“历史性的失败”格局中，毋庸讳言，女性的“人”的地位已被剥落。当然，社会性别制度关于“女性美”的变脸进程，确系父权社会在一定阶段,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直观形象。在中国，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性别文化关系的转型过程就是人们自动选择的美的历程。女性美的历史也正是这样一种性别社会制度化的产物，它无条件地自动融入了一种历史现实存在的结构——社会性别内在固有、外在显赫的等级差序——男尊女贱。今天来看，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面目所承载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我们唯寄予可理解的“历史”同情，因为那绝不是今人自以为是地加以全盘否定所能了事的。大量的考古学事实证明，男性的主体地位是“靠着手中的大斧沾满鲜血而来。甲骨文的研究可为印证，‘王’字最初的形态，是由‘斧’字演化而来”。由这种基于自然生理上力量的悬殊导致的“女性”在社会性别建制中的溃败情形可知，历史让女性承担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宿命，双性之间发生了一种静悄悄的文化权力角逐、位移和默认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彻底缄口无声。这也正是直叫今天的女性主义大跌眼镜之处。如有一位丑相妇女叫嫫姆，尘封在经典中的记载是：“貌甚丑而最贤。嫫姆貌恶而德充。”这里，如何“贤”和“德”、怎么样的“贤”和“德”，在今天看来虽是大可推敲的，但在人类一节不算短的历史长河中，那却曾经是女性美不可质疑的标准和铁律。为了维护父权长治久安的合法性，女性明显是被动的男权意识形态塑造物，但这也正是男权政治悄然改变俗世人心的大事。普天之下，莫非王（男权的集中体现）土，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日积月累，仅男性一维的性别审美意识在有意无意间撒开在父权意识形态历史的罗网，且早已说服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阶层,并大肆造就一串串从来未被质疑过的物化“女性美”的审美图景：原始神话和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后羿、共工、尧、舜、鲧、禹等，不但是备受顶礼膜拜的男性祖先，而且还是远古社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能抟黄土以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娲则“下嫁”为伏羲的妻子。历史就是这样让男权审美意识形态不动声色地把女神代言的权威性剥夺了。更有甚者，一旦意识到只有两性交配才能繁衍后代时，女性的“巫”文化地位的光晕也就消失殆尽，女性竟被自然而然地看成是男性借以撒播自己的“种”属的一块新的沃野而已——就像他们在田间春种秋收，能够产生不无征服的快感——被对象化的“女性美”，即女性生育优势的丧失，便使女性沦丧为一种不过是男性发泄和满足情绪需要的，仅由男性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并且他们还顺带造就出了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的，惟以男性作为审美主体的“女性美”，其中渗透着男性审美主体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①一句话，男尊女卑、阳刚阴柔俨然是天经地义。然而，“就实质言，阴阳乾坤和谐论是虚假和虚伪的夸张，实际上是处处抑阴扶阳，并以此作为法律政策的基础和伦理规范的根据。掌握文化意义生产和解释权力的历代儒者所做的工作，其目的绩效就在于此。”如《千金方》等“文化财富”古董曾理直气壮地宣扬过诸如“采阴补阳”之类的歪理邪说，成为流布民间的男性养生秘诀，直至今天仍阴魂不散。2005年9月，湖南都市频道有一则新闻曾报道，一个60多岁的男性之所以猥亵女童多名，最直接的目的竟是想借此长生不老。与荒唐的逻辑伴生的是如此荒唐的行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是打上了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印记的。同理，美之为美，原本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美的本质就是审美行为的发展本身。但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男性的审美主体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出现了前述的“敌意”，女性美也就因男性性别审美意识一边倒的“尚体力倾向”而终于倾斜了。“站立历史的基础的那块岩床，是经过了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进化而来的原始人类和人类的先天固有特征和本性，而历史的基础，是性别，包括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对性别的误解和隐喻。”“隐喻是社会环境把自己的观点输入科学和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中的主要手段之一。隐喻是一种奇妙的装置；作家们缺了隐喻，就茫然无措。”“第一个主隐喻是这么一些概念：男人气质——意味着优越、力量和霸权；女人气质——等于低劣、软弱和屈从。”夏末的“色荒”与“女祸”可以证实，“虽经先秦文人、政客、术士改造、渲染，不一定与真相全符，但对于女色的实用功利态度和‘美女’的命运处境则是真实的——她们沦为权贵男子淫纵猎色的对象，作为战败男人讲和、化干戈为玉帛的贡献；作为阴谋家可资利用的‘色弹’并在功成之后被放逐遗弃……这就是文明伊始，女人在政治风云中充当的角色和遭受的际遇”。其中对性别的文化隐喻以经典确定下来，如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圣母玛丽亚的价值规范，中国史诗经典也一直称颂着“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与之相对的则是夏娃们的“邪淫”、“女祸“，以及世间良家妇女们自身内化的经典规训，然后再反馈到她们的日常性别审美意识中。当然，这一过程在时间线状的历史中显然是不可逆的，而且从人类发展历史进程的规律看，今人也无追究价值高下的必要，但是指出这点则是文明进化的发展趋势。当历史进化不是以“体力”为惟一价值取向时，女性在性别文化新建制中便不再是无足轻重的附件了。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评估女人容貌的标准，自古至今都以“美丽”二字独霸天下，男性审美主体价值评判原则历千年而不变。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女性的不公平，不是一种实诸身体政治与性别统治的文化隐喻？翻开中国那些陈腐的旧书，说到美人，一律是鼻子如何、嘴怎么样，还用“眉如远山，眼如碧波”之类与自然界相对等的词，将女性自然化或自然化女性。可以说，女人的生存权利长期以来受着非人化的挤兑，以致经营五官的美成为女性毕生追求的事业。“男人爱潇洒，女人爱漂亮”，其余音至今绕梁不绝。湖南经济电视台“故事会”曾有一期节目，讲述一则关于女人整形美容的故事。两个女人原是同窗，但一美一丑，又都爱上了一位男士。竞争的结果自然是美貌的女子赢得恋爱权。但多年之后，那位面相差一点的女子经过整容，又改姓换名，神秘地出现了，并且很快使那位男士移情别恋，任凭其前女友伤心欲绝。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前女友经多方探测，得悉第三者竟是旧日同窗，于是便将“第三者”整容真相公诸于众，两女子最后都“鸡飞蛋打”，被男士蹬了，还反目成仇地分别坐在了法院的原、被告席上。一则人间真情戏，在男女情感游戏角逐之中，女性美成了讽刺意味极强的道具，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