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第七章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敦煌文献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语言和文学资料，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文字、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意义重大。第一节敦煌文学作品概一、什么是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敦煌学中兴起、发展得较早、较快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什么是“敦煌文学”？它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内容？它的体系结构及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尽一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逐渐深化，许多方面取得共识。现不少学者认为（如颜廷亮等），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以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创作于以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这个界定有以下要点：第一，主要指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就是说不限于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如敦煌简牍中的、石窟供养人题记中的文学作品等，但主要是敦煌遗书所保存的作品。第二，是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其主体部分是唐、五代、宋初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并不限于此，还应包括先唐时期和宋初以后的文学作品。第三，是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作品。就是说其主体部分是在敦煌本地创作的，但并不限于此，而还应包括产生于敦煌地区之外而又在敦煌地区流传的文学作品。二、敦煌文学的分类敦煌文学作品的数量很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分类。如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雅文学（传统文学）、乡土文学和中原文学、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等。而按照通常的以形式特点为基准的分类方法很多学者将其归为六个大类：1、说唱类为唐宋时期说唱艺术的文学底本。中国讲唱文学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十分兴盛。可归入此类的敦煌文学作品有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变文、因缘、话本、词文、诗话和俗赋（故事赋）等。此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适合说唱，或重在讲说，或重于唱吟，或说唱并重，表现在书面上则是或以散文为主，或多用韵文，或散韵结合，有的还保留有所用唱调的痕迹。其语言通俗易懂，甚或纯用口语，适合普通民众视听。2、曲辞类为配合音乐、合乐歌唱的一类作品，属于所谓音乐文学范畴，包括词（曲子词）、俚曲小调、佛曲等。有的还可配合舞蹈演出，故又可称之为乐舞文学。此类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以声定文、由乐定辞，多为长短句形式，有一定的格式和调名。它们多为民间作品，基本上产生和兴起于唐五代时期，在研究中国歌辞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3、诗赋类是以诗和文赋为体创作出来的一类作品，包括骚体、古体、近体、歌行体诗和文赋。文赋不同于主要用于讲故事的俗赋，而是重在述志、抒情、状物，与诗歌有共同之处，故可将它们归为一个大类。此类作品历史久远，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辑佚、校勘和研究价值。4、小说类不完全类同于今天的小说，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相类的作品，包括佛教感应记、灵验记、入冥记、非感应故事小说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篇幅较短小，以散文叙述为主，大量使用民间口语，通俗易懂，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5、散体文类泛指所有具有文学色彩的叙事、抒情、状物、表意、说理的、主要以散体表达的文字，其内容庞杂，体式多样，包括表、疏、状、牒、书、启、碑、铭、传、记、文、录、帖、说、邈真赞、祭文、序跋等等。6、杂著类除上述五类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书仪、童蒙作品、寺庙杂著、偈、赞、歌诀等，可归入此类。三、敦煌文学的基本特点据颜廷亮、周绍良等学者的研究，敦煌文学在思想内容上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它反映了千余年间，特别是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了全国乃至国外某些民族和地区社会生活的一些断面。具体地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热爱乡土，怀宗念祖；反抗外来侵略，主张民族友好；积极进取，追求美好生活；普遍渗透的宗教思想；注重实际，关切人生；市民生活和市民观念的表现。敦煌文学从思想情调上来说是健康的、积极的、进步的，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乡土之情和中原情结，实际上是敦煌文学的灵魂之所在，构成了敦煌文学思想内容方面最基本的特点。敦煌文学由于跨度时间长，作品数量多，作者队伍杂，表现在艺术风貌上也就多种多样、绚丽多姿，而其突出的特点，特别是体现在敦煌本土所出作品和一些由外面传入却又在敦煌广泛流传或经过敦煌地区人士加工过的作品上，则是以俗为主，以朴见长，具备平实质朴的大众文学本色。其关切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通俗质俚的语言，活泼多样的大众化体式，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上很多作品本来就是治实之作，重在实用，因而为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四、研究敦煌文学的意义敦煌文学是祖国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中的重要一笔。从事敦煌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使人们全景式地认识唐、五代、宋初文学的整体面貌。唐宋时代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作品，是那样的脍炙人口，美不胜收，传诵不衰。然而这些并非是唐宋文学的全貌，能够流传至今日的作品都是经过历史筛选的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东西，它们体现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和主要贡献，但尚难以使人们全景式地认识当时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而敦煌文学作品中既不乏高雅优秀的文人之作，更有着为广大民众所喜好的平实质朴的俗文学创作；既有纯文学性的作品，又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作品；既有不少中原等地传入的作品，更有大量本籍本土人士之作，还有来自敦煌周边民族地区甚或印度、波斯、叙利亚、朝鲜等地的作品。从其作者队伍构成上来看，既有文士、官员，更有普通民众、僧道人士。敦煌文学可作为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到整个唐宋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比如，敦煌文学中的变文、话本、小说、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所使用的诸多文体的应用杂著类等作品，在敦煌文书未发现以前，人们对之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从而也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唐五代宋初整个中国文学的全貌。而有了敦煌文学，这种状况无疑就会得到相当程度或部分程度的改观。第二，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难以解决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如词的起源、话本小说的起源、宝卷的起源、戏曲文学的产生、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唐宋西北边地的文学状况、通过丝绸之路而发生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实际情景等问题，只有通过对保存在敦煌文学中的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第三，可以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一批新的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学生活。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文学生活总是越丰富越好，总是盼望能有更多的好作品欣赏。敦煌文学中许多好的作品正可满足这种需求。诸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白话诗等一批优美的诗作，变文、诗话中的不少作品、脍炙人口的《茶酒论》、《韩朋赋》，流传广泛的俚曲小调等，读起来都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艺术上的享受，使读者获得一大批新的精神食粮。第四，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比如在如何解决文艺与群众关系问题上，敦煌文学对我们就很有启示。从总体上看，敦煌文学是与当时敦煌地区的广大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学，在敦煌文学作品中既可以听到广大群众的心声，又可以看到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其中的俗文学作品，把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熔铸于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之中，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又如在应当如何对待民族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营养问题上，敦煌文学本身就可以说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产物，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外来文学持胸襟开阔的态度，吸收了印度文学等外来文学的有意养份，才使得其如此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很好地挖掘敦煌文学的宝贵经验，无疑对于我们今天文学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第五，敦煌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限于文学方面，它对于唐宋时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亦很有意义。从中我们可以获悉当时敦煌乃至西北地区的自然景物、生态环境、政治斗争、民族关系、民俗风情、生产生活、宗教活动等方面一幕幕的真情实景。第二节敦煌说唱类文学作品和小说一、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讲经文是唐宋时期寺院中俗讲僧进行俗讲时使用的底本。佛教传入我国后，为了宣传教义、争取信众，采用了不少办法，其中面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的说唱形式俗讲便是其一。俗讲一般在寺舍中进行，其处所或可称作“讲院”。当时一些较大的寺院中皆有专门负责俗讲的俗讲僧。俗讲的听众多为普通百姓，士子名流甚至皇帝也乐闻其说。《资治通鉴》“宝应二年六月”条记载，唐敬宗就曾前往兴福寺“观沙门俗讲”。俗讲开讲时须有多人配合，由“都讲”吟唱经文，“法师”解释经义，寺中三纲之一的维那也要到场，鸣钟集众，另有梵呗、香火，各司其职。所谓吟唱，不仅仅是一般性地谈说，还要讲求声调。当时要求俗讲僧既要精通佛典教义，又要具备“声、辩、才、博”之学，还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随机应变。俗讲的主要内容为佛教经文，同时大量增加故事性、世俗性成分，形式上注重通俗化，以达到吸引听众、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因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目前所能见到的讲经文仅存于敦煌遗书中。保存完好而又明确标为讲经文的为P.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为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应圣节（皇帝降诞日）在洛阳皇宫中兴殿内祝寿讲经的作品，所讲为《仁王护国经》。此外敦煌讲经文还有《妙法莲花经讲经文》（P.2305、P.2133）、《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P.2133）、《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P.2931、P.2955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等。由敦煌遗书见，讲经文的一般结构为：开篇多为“说押座”，“押”可通“压”，所谓押座，乃是一种开场前安定听众，使其专心听讲的方式，此段文字称之为押座文。接着唱出所讲佛经的题目，并对经名逐字逐句加以诠释。然后都讲诵出一段经文，法师对其阐释解说，如此递相往复，将经文一段一段讲完。解经时允许都讲或其它听众就疑难之处发问，法师据其诘问给以解答。俗讲结束时，一般有一段“解座文”，以敦劝和吸引听众下次继续前来听讲。为适应听众水平，阐释经文非常注重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和趣味性，运用讲故事、寓言、比喻、对话等手法，把抽象的教义蕴含在故事情节或具体事物的描绘中，使其易解易明，亲切生动，引人入胜。在表现形式上有说有唱，散韵结合，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说说唱唱，注重文辞的音乐美。有些唱词上还注有“平”、“断”、“侧”、“吟”、“韵”、“吟断”、“平侧”、“侧吟”等大约是表示声腔的说明性文字，可见讲经时应有多种咏唱调子，唱腔富于变化。俗讲不仅盛行于唐宋，而且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有学者认为后世的乐曲系、诗赞系说唱伎艺均受其影响，今天仍在河西流传的宝卷，作为说唱伎艺“宣卷”的底本，更是敦煌讲经文的嫡传。二、变文变文，又可称作“变”，为唐五代民间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转变，即说唱变文。转变一名屡见于唐五代人的记载。如郭湜《高力士外传》记，高力士陪太上皇李隆基“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韦縠辑《才调集》卷八收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四川女艺人说唱《昭君变》的情形。当时还有专门演唱变文的娱乐场所“变场”，有时转变也在街头闹市演出。唐五代转变虽十分盛行，但作为其底本的变文今天仅能在敦煌遗书中看到，弥足珍贵。敦煌变文主要有：《舜子变一卷》（S.4654）、《八相成道变》（北8437、北8438、北8671）、《降魔变》（S.5511、S.4398背）、《破魔变》（P.2187）、《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S.2614、P.3107）、《目连变文》（P.3485、P.4988背）、《目连救母变文》（北8443、北8444、北8445、北8719、北7707）、《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491、P.3051）、《伍子胥变文》（S.0328等）、《孟姜女变文》（P.3319、P.5019、P.5039）、《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P.3645）、《王昭君变文》（P.2553）《张议朝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等。变文是如何得名的，“变”是什么意思？许多学者对之做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向达《唐代俗讲考》认为，变文源自南朝清商旧乐，该乐中自有所谓变歌。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认为，变文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