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辩伪

第七章辩伪辨伪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考辨史料真伪及其年代的科学。古书的真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曾叹道：“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清末著名目录学家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辨伪先哲们的估计虽不尽确凿，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曾经历众多的天灾人祸，失传甚多，难免为后世的有意作伪和失误致伪以空隙。因而古代的伪书,不仅数量大且充斥于文学、历史、思想、宗教、政治、科学等各方面。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搞乱了历史真相。给我们科学地利用古籍造成了许多混乱。郭沫若同志曾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大家所最感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十批判书》）因此，辨别古籍的真伪十分重要。辨识伪书的目的，不是将伪书清除书籍之林，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和运用。要辨识伪书，首先的是要了解伪书产生的原因和伪书的种类。第一节伪书产生的原因和种类一、伪书产生的原因伪书的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性质上看，又分有意作伪和失考误断致伪二类。有意作伪大致可分以下几种：1、借古重说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祟古贱今”的观念，并且好古成癖。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都“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淮南子》在《修务训》里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可见古时尊古之风异常浓厚。许多人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取信于世，借助于人们的这种心理，硬拉一些古人作护身符。或托古人之名，或掇古人之事，或挟古人之文，或蹈古书之名，以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他们的门生弟子则不遗余力大肆鼓吹。于是以古圣先贤为撰者的书籍大量出现，流传于世。顾炎武曾说：“汉人好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这些话道出了托古以传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代。如《本草》一书，本是汉末以后至梁陶弘景逐渐写成，却偏要说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辛苦后自著其书。《史记》中因记载老子出关，关尹喜恳请老子著书之事，后人便杜撰成《关尹子》一书。又如《易卦》托名于伏羲、《医经》托名于黄帝、《周礼》托名于周公等。《晋书·曹志传》载，曹冏的《六代论》问世时，当时曾传为曹植所写。晋武帝司马炎向曹植的儿子曹志打听此事。曹志道出真情：“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此种风气，到唐宋后犹不绝迹。如《杜解》之借名于苏轼，《龙城录》之嫁名于柳宗元。2、牟利求名我国的古代典籍，从秦始皇焚书之后，屡遭厄运。每一次战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焚毁散失所剩无几。每一朝代更替，统治者便极力搜求古籍，甚至高价购求，厚禄赏赐。如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令人竭力搜集和抄写古典书籍，并设太史令记史撰书；汉成帝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三年，牛弘表请访求异本；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及令狐德棻请购散逸之书。想方设法讲求典籍，以恢复补充内府中秘，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由于书籍散佚严重，又急于补充而不能严格鉴别，于是给求名牟利之徒以可乘之机。失书一次，便塞进伪书一批。如隋文帝酷爱《易经》，当时的大学者刘炫为了邀功请赏，“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并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后被发现其伪，被除名归家。东晋梅赜伪造孔传《古文尚书》，历代学者皆信，并将共立于学官，直到清初方考订是伪书。再如《尚书》，汉武帝时虽经多方访求，却只得29篇，依然残缺不全。汉成帝酷爱此书，为求足本，悬赏购求，遂出现了东莱张霸的102篇《尚书》。后来发现其所献《尚书》，乃是割裂《尚书》篇目，并加《左传》、《书序》为首尾伪造而成。成帝盛怒，但因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赦免了死罪，只革去其博士之职。还有一些人为满足虚荣心而造假，编造《列子》的张湛就是一个。他为出风头，挖空心思从《庄子》中找出列御寇这个人，搜集前说，附以己见，自编自注《列子》，一时间声名显赫，与王弼、向秀、何晏齐名。又如杨慎，总以他人未见之书而自己独览为荣，《修文御览》这部书早佚，而杨慎偏说曾见过。3、政治斗争的需要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政见不同，形成竞争，互相攻击，不择手段，甚至制造伪书以相诬蔑。如唐代牛李之争中，李德裕和牛僧孺曾分别纠集党徒互相攻击，编造伪书以诬陷对方、李德裕的门人韦瓘曾用牛僧孺之名伪造了一部《周秦行记》，以此诬陷牛氏。北宋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炮制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咒骂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大奸臣。在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创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杜撰了许多史实。《荀子·宥坐篇》便是其中之一。文中记载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实系后人杜撰捏造。《曲礼》对这些作伪现象作了概括：“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还有想害某人而故意栽赃。如宋代魏秦想害梅尧臣，故意假其名，撰《碧云瑕》一书，尽情指骂当朝官吏，想引起公愤，嫁祸于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时言：“题梅尧臣撰，以厩马为书名，其说曰：‘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马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其不逊如此，圣俞必不尔也。所记载十余条，公卿多所毁讦，虽范文正亦不免，或云魏泰所作，托之圣俞。”也有一种人，费尽心血写成一部书，署自己的名，觉得不方便，不出版，又不甘心。于是假托别人之名。如《香奁集》，本为五代词人和凝所作，颇有文字价值，惟其中谈情说爱处过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此书与自己的身份不符，有失体统，便嫁名唐末诗人韩偓。这虽不属诬陷，但也并不光明正大，似有嫁祸之嫌。4、学术斗争的需要古代有些人为了建立一种学说，或者提出一个观点，觉得学术上的论辨，单凭口舌难以取胜，便想方设法伪造一些著作为自己的见解张目。为争胜而造假，起于西汉刘歆。在今古文之争中，他立足古文家，与今文家相峙。恐难取胜，就假造《周礼》，并对其余各经，多所改窜。如东汉变乱之际的郑玄、王肃两人学术主张不同。当时被称为大经师的郑氏经学支配天下，其群经注说盛行于世。而王肃继贾逵、马融之学，独树一帜，向郑氏的经学挑战。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说服力，便不择手段地伪造《孔子家语》一书，并亲自作注。王肃在自序中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迭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王肃说得很明白：他的主张与《家语》之说相符，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而郑氏的经学理据不足，应以《家语》取代。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为与佛教争胜，道教徒编造了许多古书，为己教立说。现在道藏中黄帝的著作几达百种，老子、庄子的书也有几十种，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产生的。5、诬陷栽赃作伪以诬人出于私人怨仇造伪书伪说以诬陷他人，自古便有。如《涑水记闻》是司马光所著，书中本无诬骂王安石之言，但后来书中竟出现痛骂王安石之语。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虽然政见不同，但不至于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攻其隐私，经考证系后人掺杂进去假司马光之名而为。还有想害某人而故意栽赃，如宋魏泰想害梅圣俞，故意以梅尧臣之名伪造《碧云騢》一书，尽情指骂当时朝廷官吏，想以此引起公愤。6、剽窃他人作品剽窃别人的著作为己作，这类人在古代为数不少。晋人郭象为了求名，曾把向秀的《庄子解义》稍加窜改列为己注。《晋书·郭象传》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东晋人何德盛，剽窃郗绍《晋中兴书》为己作。王鸿绪《明史稿》系盗窃万斯同稿，大加改窜后，题曰：“横云山人”所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用五百金购买张岱的著作。清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遗民传》中明言：“山阴张贷，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贷概然予之。”此种手段尤为卑劣，后人研究时颇难分辨。7、借长期收藏而作伪我国古代印刷技术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因此每当新书出版，辗转传抄都不肯轻易示人。唐代杜暹曾经说过：“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谈谈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愈隐秘越有造假的机会。特别是藏书家造伪更具有欺骗性。如明代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藏有很多珍贵书籍，但他偏要添造一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申培诗说》、《晋史乘》等。这些伪书因其为名家所藏。偶一出世，遂充真书欺世盗名。8、嫌己之名而伪题有的作者嫌于留名，但又感到自己费了不少心血，不出版不甘心，便假托旁人之名，如《香奁集》本为和凝少时所作。因书中谈情说爱话较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符，就假造作者是韩偓。9、惜无撰人而伪托此类伪书一般由后人张冠李戴所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因书中有某人名而误题。如：《周髀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数学书，汉代人著，因无作者姓名，后人则根据书中起首的“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认为周公是该书的作者。殊不知“周”是讲圆，“髀”是讲股，与书的作者风马牛不相及。二是因为书中关于某人的事和说的话多而得名。如《孝经》本是汉代儒家抄写《左传》并加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书中讲曾子的话及事多，遂派定作者是曾参。三是查不出作者而臆断。如《山海经》一书，始于春秋战国，止于两汉之间，绝非一人手笔，只因太史公引过其名，列子曾说过：“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惠之。”后人则认为作者是大禹、伯益。伪书的产生除有意作伪外，失误致伪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有很多原因。主要因为：（1）战国之前，古人不自著书。古代社会文字记录是公有的事务，往往由集体写成，非出于一人之手，因此不标姓名。特别是那些在政治界和学术界有名望的人，其言谈行事往往由后人或门人记录下来编纂成书。如《论语》为孔子门人所记，《管子》亦非一人一时所作，除管仲著作外，又聚集若干篇法家言论而成。只因书中讲管子话多而名曰《管子》，且古人所述，一般都是为了应用，其书不着姓名，后人就凭揣测题名。（2）我国古代方言差异很大，文字又屡经变迁，由甲骨文到籀文演变成小篆而至隶书，每一次文字变革，简册书籍都得经过翻译传写，难免有改动失真之处。如《庄子》一书，内篇是庄周作，外篇乃其后学所作，抄写人则把两部分统称是庄子撰。总之，伪书的产生情况很复杂，必须严肃考订，认真辨别，以克弊用利，更好地揭示真伪。二、伪书的种类伪书因为伪造情况各异，伪造程度也因而不尽相同。其种类有五：1．全部伪如《孔子家语》即是。全部伪以子部为最多，如《鬼谷子》、《关尹子》等。其次是经部、史部，追根溯源，是因为自汉以后，儒家思想统治学术界，经部之书被视为经典，因而经书不致轻易作伪。而不受重视的子书则不然，人们随意编集，所以致伪很多。2．伪中有伪本来是伪书，因亡佚，后人又胡编乱造，遂成伪书之伪书。如《干凿度》，本是战国期间阴阳家及西汉方士所作，却假托孔子所作。而今本《干凿度》又经后人增添而成。3．真中有伪如《史记》，现存130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司马迁所作，亦有小部分记司马迁死后十几年乃至一百年的事，系后人的续作。4．伪中有真如《鹖冠子》是一部伪书，但其中的《鹏赋》却是真的。又如东晋梅赜所上的孔安国注58篇《古文尚书》，也是伪中杂真。5．真伪相杂如《管子》一书，内篇是管子本人所著，外篇则杂入后人著作，夤集而成。总之，只有认真总结，找出其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才能使辨伪工作顺利进行。第二节辨伪的历史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中，辨伪学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伪书的产生，就开始了辨伪的历史。远在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已经觉察出周王朝对被征服了的商王朝历史作了歪曲的宣传。他感慨地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过了百余年，孟子也看出周王朝宣传自己的武功过于失真，于是叹息：“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