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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及其诗歌一．新月社与新月派：“新月派”这一称呼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它有政治上和艺术上两层含义：前者是指“新月社”，是英美留学生的同人社团，具有不自觉的性质；后者是指一种文学流派。前者是左翼评论家的冠名；后者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只不过没有以“派”自称而已。1923年，“新月社”成立，最初只是一个同人之间的聚餐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文学派别，并与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互通声气，其阵地为《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等，从而与鲁迅所代表的“语丝派”相对峙。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后，闻一多、饶孟侃、胡适、徐志摩等相继离开北京，新月社无形之中解散。到一九二七年筹备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新月杜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新月》创刊号上就有这样的说明：“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新月社’，那早已消散。”所以新月社和“新月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有的文章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认为《新月》月刊是新月社办的，这是一种误解。新月社成员的重新集合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当时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京处于混乱中。在这样的形势下，新月社的一部分成员，有的由于生活所迫，有的因为对南方的革命浪潮感到兴趣，纷纷离京南下，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等先后来到上海，原来南京教书的余上沅、梁实秋，在战乱中也逃到上海，先后到上海的还有一批新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如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以庚款委员会委员身份访英的胡适，眼看北洋政府败局已定，就决定不再返京，也来上海暂住。1927年，“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先后成立和出版，到一九三二年相继停刊倒闭，前后历五年之久。新月书店出书近百种，《新月》月刊编了四卷七期，在此期间又由徐志摩、邵洵美等编了四期《诗刊》，这些书籍和杂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代表着一股欧美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他们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一九三一年五月三日上海《民报》载文认为“中国目前三种思想鼎足而立：一、共产党，二、新月；三、三民主义”。第一，就整体来说，“新月”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个领域的一个派别。作为文学流派的“新月”，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是“新月”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第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留学生。中国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与外国文艺思潮关系特别密切，受同一国家文艺思潮影响的人往往组合成一个流派。如创造社以日本留学生为主，文学研究会受俄国文学的影响较明显，象征诗派则多接受法国文学的熏陶，所以，以美英留学生为主体，成的“新月”派，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历史现象。但这些英美留学生却有其特殊性，他们没有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那样的革命意识，而都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第三，“新月”派的政治主张、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情况。因为“新月”派成员之间的政治思想倾向不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文章的观点就有根本的差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政治论文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罗隆基。他们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中，采取了既反对共产党又批评国民党的貌似中立的态度。“新月”派的早期的文艺理论是发表在《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上的诗论和剧论，这些文章在中国新诗和新剧的发展上有过一定的贡献。到《新月》月刊时期，梁实秋成为主要的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新月》上的政论家大体上取同一立场。他在《新月》上也发表了不少政治理论文章，如《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所谓“文艺政策”者》等。他打的也是“争自由”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思想统制，认为思想是不能统一的，也不必统一的，对于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文学”的主张表示反感，要求让文学“自由的发展”。他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鼓吹文艺超阶级，既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反对三民主义文学；主张发展资产阶级的文艺。他的观点貌似中立，实质上主要是针对正在受压迫的左翼力量。他攻击中国左翼是抄袭俄目的文艺政策，并诬蔑“俄国共产党颁发的文艺政策，其内容是全然无理，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他的每一篇主要的理论文章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因而，遭到了鲁迅、瞿秋白、冯乃超等左翼作家的批判，被称为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在当时站到革命文艺的对立面，对他的批判完全是应该的。“新月派”的诗歌代表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小说代表为沈从文、凌淑华等；戏剧的代表为余上沅、总之，《新月》月刊上的政治论文、文艺论文和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才出现文学史上的复杂情况，一方面从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上批判“新月”派，另一方面，在创作上(特别是新诗)则又肯定“新月”派。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乃是历史具体情况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运动的掀起，促使了“新月”派的瓦解。一九三一年以后，胡适等右翼势力，终于向国民党当局靠拢，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成为政府的“诤友”。一九三二年五月，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fu）等在北京办起《独立评论》，在该刊的编辑方针中表示拥护独裁统治，声称“专制是事实所必须”。抛弃了在《新月》上挥舞过的“争自由”的旗帜。他们对日益黯淡的“新月”已不感兴趣。鲁迅曾经指出：“‘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另一方面，“新月”中也有一部分成员，受爱国热情的鼓舞，转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如王造时。与此同时，“新月”在文坛上的影响也逐渐消退下去。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徐志摩去世，闻一多、陈梦家转向学术。“新月诗派”失去盟主，革命诗派和象征诗派终了取代了“新月”在诗坛上的地位。“新月”的作家队伍逐渐发生了分化，邵询美等参加了国民党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批青年作家受到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吸引，陆续投身到进步的文学队伍中来。右翼和左翼成员都纷纷离开“新月”，“新月”终于又变成了“残月”，当时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就哀叹：“同人对《新月》内容不甚满意”，他想改变这种崩溃的趋势，终不可能。一九三二年以后，《新月》编辑一再换人，新月书店多次改组，都不见起色。一九三三年六月，《新月》出到四卷七期，宣告停刊。新月书店在潘光旦的长兄潘孟翘的支持下，也难以为继。就由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商量，由商务出一笔钱给新月书店弥补亏空。“新月”所出的千篇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转给商务，新月书店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式倒闭。至此，以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为主要标志的“新月”派也宣告结束。“新月”派，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散漫的集合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级形势急遽变动的情况下，它的瓦解乃是历史的必然。二．“新月诗派”：“新月诗派”作为“新月”派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形成过程与整个“新月”派大体相同，也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从新月社成立开始，当时徐志摩、闻一多等都是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一九二六年《晨报副刊·诗镌》的发行，是前期的鼎盛阶段。后期指一九二七年以后，《新月》月刊常有新诗和诗论发表，新月书店亦有诗集问世；一九三一年《诗刊》的创办和《新月诗选》的出版，乃是“新月诗派”发展成熟的标志。“新月诗派”前期的代表是闻一多和徐志摩。徐志摩的成名要比闻一多早，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开始写诗，一九二五年即有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在诗坛上已有一定地位。但就当时对青年诗人的影响来说，闻一多更有吸引力。早在《诗镌》出版之前，闻一多的家就成了青年诗人聚会的地方。与闻一多过从甚密的有“四子”——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孙大雨(子潜)、杨世思(子惠)，以及刘梦苇、于赓虞、朱大、蹇先艾等年轻诗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做诗、谈诗、评诗。闻一多的为人、品格和诗艺都为青年诗人所敬仰，“被视为老大哥”的。要编《诗镌》的事，也是这些青年在闻一多家里商定，为了找发表的阵地，才与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联系。徐志摩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新月派颇具特色的文学观念体现着绅士文化的倾向。无论是他们对所谓“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倡扬还是对诗歌格律理论的提倡，要害都在理性与秩序的讲求，——而理性与秩序正是绅士文人讲求的重心问题。第一．新古典主义的提倡。他们认为文学应该有它的规范和秩序，文学家应该意识到积极维护这种规范和秩序，这乃是“文学的纪律”；作为文学家遵守“文学的纪律”的内在的制约机制，理性在文学的构成中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方面，新月派作家的参照系显然取法于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就是文学的纪律的基本保证。新月派对“文学的纪律”的讲求，乃是对于“五四”时期过分的感伤主义的滥情和浪漫主义的放诞的反动。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理论，提倡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他说：“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他认为文学要表示普遍固定的人性，而纯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中就可以实现；他反对情感的泛滥，斥之为“感情主义”，并把卢梭作为感情用事的代表人物，说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感情过度的病态”，“是一个变态的天才”。他说：“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感情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他认为只有受理性制约的文学，才是“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出伦理的效果”。他以为德国的“狂飙运动”以及近代的“未来派戏剧”无一不是过度情感的产物，他都给以否定。同时，他把那些鼓动革命斗争，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也都斥之为不健康的作品，时时把矛头指向左翼革命文学。梁实秋强调理性的同时，却把文学的理性与想象对立起来。他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虽然他不得不承认“一切的文学都是想象的”，但他要求文学创作中“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他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也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创造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所以在想象里，也隐隐然有一个纪律，其质地必须是理性的常态的普遍的。”（《文学的纪律》）由此，他把革命文学作品判定为非理性非常态的想象，因而遭到否定。第二，新诗的格律的提倡。“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的贡献，突出的表现在新诗格律的探索上。“五四”时期，新诗以反对旧诗为旗帜，因此，破除旧体诗的格律，创作自由成章、不拘音节的白话诗，成为新诗作者的努力目标。那时，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似乎是对格律、音韵等法则摆脱得越彻底越好。由此而产生了新诗极端散文化的倾向，放弃了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要求，降低了诗的艺术质量，结果是毫无诗味的作品泛滥，损害了新诗的声誉。于是开始了对新诗形式美的新探索，这是新诗从反对旧形式转而探讨新形式的符合历史必然要求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五四”以来不少诗人的共同愿望，如刘半农、陆志韦、俞平伯等，而当时的诗坛新秀闻一多、徐志摩等更是有心在这方面作了尝试。闻一多早在一九二二年春，就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的主张，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进行试验。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也表示过建立诗歌“新的格律”的想法，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中，就有着格律比较匀整的诗作。一九二六年《诗镌》的出版，使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诗人群有了进行理论倡导和艺术实践的阵地。《诗镌》第一期发表了朱湘的《新诗评一·尝试集》，批评了胡适尝试集“艺术幼稚”，接着又发表了《新诗评二·郭君沫若的诗》，肯定了郭沫若的诗“在形式上音节上”的成功。第三号发表了闻一多的《死水》和朱湘的《采莲曲》，这两首诗在新诗形式上都取得可喜的成功。闻一多认为《死水》是他“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诗镌》第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