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易经》在日本的影响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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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易经》在日本的影响与传承【摘要】《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易道之广大,儒家尊其为“群经之首”,道家将其列为“三玄之一”,后世视其为一切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以卜筮解卦为内容,为卜筮之天书。《易经》虽晦涩难懂,但对日本思想政治文化却影响深远。该文着重对《易经》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及对日本思想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行梳理分析,以图对理解日本的文化现象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有所助益。【关键词】易经日本文化思想《易经》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含义深邃,虽表面形式是以卜筮断卦为基础内容,但其内涵及真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文化的精髓,凝结了华夏上古圣贤之士睿智卓识的哲思深意。作为中华思想的源泉和文明文化先锋,《易经》素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著称,可谓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对思想认识的精髓,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现代学科体系,包括社会学、哲学、物理、数学等学科体系,以及人类的伦理道德、中医的治病方式、艺术的创造原理、军事的用兵之道等等均可窥见“易”的魅力与精粹。《易经》自古以来便被列为六经之首,是古代读书人的必学经典。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易经》也是推崇备至、执着研究。所谓“韦编三绝”,就体现了孔子对《易经》的浓厚兴趣。相传孔子对《易经》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潜心专研,以致串连竹简的绳子多次断裂。然而《易经》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内容深奥,极赋思理,并且伸缩性强,言简意赅,数理奥博,连孔子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①由此,足见《易经》之玄奥莫测。溯源察流,据传《易经》的奠基人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化之神伏羲,其基本内容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后经周代的开国君主周文王加以丰富,到了春秋时期,在孔子的潜心研究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人类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易经》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一般认为,《传》为孔子整理完备,中间渗透了孔子的思想观点。《易经》在日本社会的植入与传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文化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也承认自身属于东洋文化圈,日本文化的形成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已经深入渗透于日本的整个历史和社会中,并沉淀于日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和深层心理,根植于日本人的心灵世界,演变为日本的主流文化并发展出其自身的特色。《易经》对日本文化的陶养塑造起着关键的作用。纵观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无处不彰显出易理的魅力。日本对《易经》的挚爱是贯穿古今的,专攻中日文化的知名学者吉野裕子在仔细考察日本最早的史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后指出,创世纪和最初建都的日本古代社会活动都以《易经》哲学为基础的,这说明《易经》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古代日本的深层。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崛起的重要里程碑,《五条誓文》是明治天皇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二条为:“上下一心,以盛行经论”,这里的“经论”就是《易经》。明治天皇还明确提出:“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的组阁原则,使得举国上下掀起学易、用易的热潮,直到现在,上至天皇、内阁总理、各省大臣,下至民间百姓、经济财团、企业老板无不用“易”。人们纷纷向《易经》中探求经世之道,明辨穷通、卜问休咎的易学成了社会的行为指导。《易经》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所涵盖的思想内容不仅仅是儒学,道教、佛教等精髓深究下来也能窥见易之真理。但《易经》在日本的传入与推广,与儒学是分不开的。《易经》这部文化瑰宝具体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已经无从考据,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世纪通过朝鲜随着儒学经典流入日本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13年(继体天皇7年)从百济派往日本五经博士后,日本人开始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和《周易》。当时的日本刚刚迈入文明社会,基本上以神道立国,原始宗教占统治地位。比起以伦理本位为中心的儒学理性思想体系,以卜筮为主要内容的《易经》更容易被日本社会接受,它的神秘色彩正好符合了日本神道的模式。正如日本知名学者吉野先生所说,在日本的古代祭祀中,细节理念中尽是《易经》的阴阳五行的道理。从最初的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逐步到大化革新时期建立较为完备的学校体系,以易理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开始逐步统摄日本人的心灵。吉野裕子在他的《易经与日本祭祀》的要旨里指出,日本在从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期之间的文化摇篮期,有识之士就开始学习《易经》,努力深入探索其中的奥妙并把它应用于祭祀行政方面,以图国家的安宁与发展。当时的皇室和贵族都在学习儒家经典,吸取中国先进文化思想。日本古代自大化革新直至12世纪后期,在中央有设在京城的大学寮,地方有国学(日本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称“寮”),此外还有大学寮别曹和私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这些学校即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日本8世纪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明确规定《周易》为教科书之一,是必读经书。由上可见,《易经》对日本的影响早在古代就已经展开,是日本在吸收消化中国儒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推广的。在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关于“易”的中国典籍有三十三种共一百七十七卷。现存于东山御文库的《周易抄》一卷多认为是宇多天皇亲笔写本。《易经》对日本思想政治文化的影响《易经》对日本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主要是体现在政治领域。从天皇年号的选定,便可看出日本为政者的易学政治思想。为政者甄选年号,寄寓着选择者的政治理念,表现了他们想树立的天皇政治形象。因而选定年号是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总数为247个,约出自百部中国经典。其中有27次出自《易经》。如日本第122代天皇明治(1868—1912),名睦仁,其年号“明治”即典出《周易·说卦》:“‘离’者,明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②《易经》中将政治的方向定位为“明”,明确指出政治要以开明为使命。日本政权在《易经》中发掘出“明”和“治”这两个代表古老政治思想的词,使之成为日本近代革新的年号和口号,也将这种思想贯穿日本近代化过程的始终。《易经》以其社会化、世俗化的宇宙观陶冶塑造了日本文化。《易经》的宇宙观指出:“易有两极,是生两仪……”,进一步将两仪解释为阴阳二气,此二气源自太极,彼消此长而最终形成天地,“道”便蕴含其中。于是导出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则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③“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④在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⑤的义理下,形成了为君之德、以民为本、上下尊卑的政治统治纲常,更好地服务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特别在《彖传》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神的最高体现即“天”的,被赋予了非常抽象化的概念。于是只有先古圣贤及当代明君去“观天之神道”并“以神道设教”才能实现“天下服矣”,这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大化革新运动中,于646年正式颁布“改革新诏”之前,孝德天皇曾下诏历数私田制和部民制之弊,就以《周易》中《彖》的“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为据,主张改革。易理为封建君主确立封建社会建立初期的统治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日本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史上起到了奠基作用。《周易》的政治思想也被后世政治思想家所运用、发挥,在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约》中的第二条便是“上下一心,大展经纶”。“经纶”一词语出《周易·上经·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⑥屯之卦象是为云雷聚,云行于上,雷动于下。按《象传》以雨比恩泽,以雷比刑。谓君子观此卦象和卦名,则善于兼用恩泽与刑罚,以经纬国家。云雷交动,万物“初生”,艰难困顿此际,君子当胸怀天下,经略四海大业。此外,《易经》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其他领域也非常深远。在宗教领域里,日本的祭祀制度及内容都具有浓厚的《易经》理念;在民俗领域里,日本的忌讳中深含易理的奥义;在管理学的领域,《易经》经世致用的思想及“三易”(即“简易”、“不易”、“变易”)观,成为企业管理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可以说,从日本的意志结构和伦理本位的形成,到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架构,都渗透着深邃的易理内涵。在日本,《易经》被奉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哲学之书,指导着先古和当代人们的学习、工作、处世等日常行为。《易经》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千丝万缕且错综复杂,是当今中日文化交流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作者为东莞理工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注释①傅佩荣:《解读论语》,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04页。②③④⑤⑥祖行编著:《图解易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315页、第319页、315页、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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