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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学术动态一、民国初年的政治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对政府建设的参与关注较多。一种观点认为，民初中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制度转型过程，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时期。最后转型失败，不仅有作为一个老官僚的袁世凯个人的悲剧性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制度的因素，革命党人以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让袁世凯做虚君元首，与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的权力诉求发生了冲突。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出现了地主阶级自由派属性的袁世凯模式，同时还并存着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孙中山模式的“共和”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民初未能真正启动。宋教仁模式在理论上以民意为天，但在实际运作中依附暴力持有者，未能改变袁世凯的地主阶级属性。袁世凯模式是晚清皇权模式事实上的延续，取代皇权调控位置的是暴力，是地主阶级自由化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运作状态。民初起作用的是后两者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并非“民国”或“共和国”。也有学者指出，民初破旧而又未能立新，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失范状态，只有实行具有一定现代导向的过渡性强权统治才能渐进地从封建专制过渡到现代民主。袁世凯在政治上专制集权，同时推行一系列具有现代导向的行政改革，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时期；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迎来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教育文化方面，鼓励现代教育文化的发展，同时用传统文化整合意识形态，使教育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洪宪帝制前袁世凯的这一统治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具有合理性。有的学者以1913年4月8日的中华首届国会为研究中心，考察其十一年间的制宪历程，认为虽然国会一直在为宪法的制定努力，也最终制定了一部堪与先进民主国家媲美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各种政治势力只是利用国会和制宪工作，政治信任的缺失影响了制宪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并最终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另有学者从政党的角度分析民初内阁政治的失败原因，认为近代中国政党存在的严重缺陷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党员成分复杂且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跨党现象严重、缺乏对异党的宽容、缺乏民众基础四个方面。以不成熟的政党来作为实行内阁制的基础，难以发挥内阁制应有的功效，受挫也就在所难免。还有一些学者以进步党为研究个案，认为民初保守派政党同激进的国民党一样，都具有在中国实现健全的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的理想。但因为双方交恶的历史及不健全的政党概念，使两派政党之间的争斗、敌视远远大过其联合。议会政治最终失败，参与的政党要负一定责任，除此以外还与社会政治心理有关。有人独辟蹊径，从政治精英的角度理解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认为民初政治精英在移植西方政党理念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政治精英对政党理论的错误解读，使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间产生了巨大反差，加速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还分析了政治精英对消除政党党争的努力，认为这种行为充分反映了民初政党运作的幼稚与无奈，其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消除党争是宪政精神与救亡图存价值冲突妥协的产物，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民初政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是中西政治精神的巨大差异。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西方政治，强调“多元共存”的共和精神；而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强调权力独占与以礼节情的道德力量。与此同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消解了共和的启蒙。反思中西制度成长的差异，“革命”取代“共和”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共和精神的缺失使得民初政党必然昙花一现。2民初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失败告终与民初政治精英存在的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学者撰文从政治精英集团的结构、政治倾向与力量对比，政治精英对制度变革中民众作用的认知偏差，政治精英们对民主政治价值选择和追求的不坚定及斗争方法和策略的不适当以及领袖人物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政治精英的作用。一些学者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探讨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由争论中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认为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因此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成为当时的争论点，这也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的“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民初政治失败的原因，从制度、政治参与者的角度进行探讨，突显了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二、新文化运动及其评价近年来学术界从更丰富的层面研究新文化运动。有人提出，应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进行区分。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对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连接、相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他特别强调应当注意新文化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开放的文化观念”。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逐步成熟起来，其领袖人物开始把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更加密切的关系作为自觉努力的方向。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民主分别开启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种开启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科学和民主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迥然不同，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和民主的内涵，在中国和西方也是大相径庭。中国引入科学和民主，意在改造疲软的中国文化，重构民族精神，以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另一些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作为代表新社会的理想和拯救中国前途的武器成为新的价值权威，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偏向科学的价值倾斜，即科学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而且在程度上也超过对民主观念的体认。这样的趋势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得到了加强。唯物史观派的加盟使“科学派”战胜“玄学派”，最终导致“科学”确立了无上尊荣的权威地位。关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论争之一“问题与主义”之争，学术界在近年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产生了较多的讨论。罗志田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为时不长，但反映出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反映出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当时各界都在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出于这样的认识，他撰写了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重新考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一文中，他指出，一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对立，他们反而会看到更多的相通之处。论争并不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胡适提出的议题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分享。《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一文讨论了论争双方关于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认为当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相当多的人，其中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而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一文讨论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问题，认为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差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3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呼应。有学者认为“问题与主义”的性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现实政治等原因的影响被扭曲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当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使是分歧，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只是在具体认知上还不够辩证和全面。“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何使主义、理论与实际更为紧密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这一观点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讨论。有人指出该观点摒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离开了历史的大背景，无视这场论争的实际，因而是非科学的，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胡适仍然是主张渐进改良道路的，不能否认在论证中他以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关系到近代中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论争，是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的根本分歧。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从胡适的角度进行了考察，他们从胡适的生活经历、时代背景、哲学基础等方面分析他提出“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认为争论并非攻击，而是朋友之间的探讨，双方之间有一定的共同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露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两种思潮在中国的最早冲突和对立，两者都比较关注于社会的政治现实问题，一方面进行探索和宣传，同时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人从论争双方的主将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他们之间保持了“主义”上的分野，但并不放弃在“问题”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和行动。还有学者在近年对论争出现新的分析和评价的情况下，通过分析论争过程探讨胡适的思想，认为“问题与主义”并不能称得上一场真正的论战，导致胡适发表关于“问题与主义”文章的原因在于他固有的民主自由思想。对于五四时期的人物，学术界多有关注，不仅关注参与者，对未直接参与的人物，如孙中山等也有所研究。对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学术界的研究深度有所加强。有人通过对周恩来一篇评胡适的文章考察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分化。认为在五四新文化高潮已过、胡适改良主义观点受到批判的情况下，在周恩来等经历过新文化思潮洗礼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上，依然留有胡适影响的印迹。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两派的挂帅人物丁文江和张君劢，也有一些学者分别作了考察。有的学者认为，丁文江是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历史地位是在这场论战中得以凸显的。但在当时，由于陈独秀与胡适对科学主义思维定式的强化多少抢占了风头，反而使主将丁文江略显逊色。在这场论战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直在争取话语权，而丁文江、胡适等一直力图与梁启超一派在政治与文化上划清界限。有的学者着重对张君劢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考察。在论战之前，张君劢已经基本确立了民族文化自主意识、本位意识和会通中西的文化立场。张君劢在论战中对于西方现代性几近全盘否定以及在此背景下所提出的“新宋学”主张，可看做是他思想进程中的“反常的瞬间”或“重要的歧路”。有学者指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前期，缺乏对运动的关注；五四期间认同了“廓清愚昧，启迪理智”的运动宗旨；五四以后关注运4动并对运动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更多的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分析、评判新文化运动的。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梁启超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另有学者指出，如何看待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评价晚年梁启超的关键。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后，梁启超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他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但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