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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思想中道统论的历史演进[收稿日期]2009-12-20道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儒学的核心要旨,对道统的理论形式进行哲学化研究,这是儒学研究的内容之一。随着西学东渐形成“全盘西化”的思想之后,道统理论从此一厥不振。本文试图从历史的维度对道统论从流失到重建的演进过程做简要地分析,以适应新儒家对道统论的哲学反思,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孔子、孟子、荀子道统观念的产生“道统”一词虽由朱熹始正式提出使用,可道统观念却由来久远。孔子生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乱世,但他却向往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称赞和溢美的背后,孔子隐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至文王、周公的道统谱序,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延续性。尧舜禹三代及文王周公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期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孔子通过六艺自知自觉地阐述了道的本质内容,并由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和礼。他以仁、礼为解决人生困境和社会矛盾的良方,建立了包括人生修养、处世等内容的思想体系,同时提出了关于社会人生的系统学说。因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成了自觉开辟道统意向的启蒙先驱。孔子虽未有道统之言,但他的六艺之学,启发了孟子的道统思想。孟子言必称尧舜,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孟子在这里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1]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至孔子,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内圣”的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把道统和历史对接,发展了儒家道统观的萌芽。而作为一直生活到战国后期的荀子,儒学多半则是由他才传到汉及后代,不仅如此,他对汉代经学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并且极力主张复古。在荀子看来,问题其实不在别处,而就在孟学本身,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荀子对于儒学之发展、儒道之实现则正是在对孟子儒学的反省与反思中孕育产生的。二、从韩愈对道统思想的传承到程朱理学对其发扬光大唐代的韩愈作为儒家这个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这个承前启后,是里程碑意义上的历史传承。他重述孟子之旨归,确认孟子的道统地位,创孟子死后道统不传之论,韩愈隐然间已不自觉地传承孟子之道统,开宋儒程颢、程颐、朱熹道统说之先河。韩愈赞誉孔孟同时,批判杨朱、墨子,他认为杨墨偏废正道。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国忧天下而不是独善自养的,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的。同时,韩愈之道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最为重要的是,韩愈主要依据“道”来反佛。这里的“道”,仅仅指的是儒家的伦理之道。按照韩愈的想法,从远古以来,儒家就有一套具有普遍实用性的道德准则,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仁”、“义”、“道”、“德”。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义是行为表现,遵行仁义即为道,德则是一种对仁义的内在自觉。古代的君王正是以此而教导天下,所以天人共和,国家安康。韩愈认为,这个“道”,也是一脉相承,从尧舜直到孟子,只是在孟子之后,道才失传。道统说表明,儒学之道的产生远早于佛,是华夏文化之正统。而孟子之后,儒家经学不能继承道,将道发扬光大,只重儒学的皮毛说法,而忽视其根本,结果导致儒学的衰落。解决的方法就是破除经学旧说,以道为核心,重建儒学。尽管韩愈道统论的出发点在于反佛,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用这种方法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保证儒学地位,与佛道抗衡。韩愈道统论对后来宋明理学有较大影响,为理学家重视。关于程朱理学道统论体系,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人心”与“道心”关系的问题。从儒学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程朱理学所提出的道统论是有极其进步意义的。首先,它是儒学面临释、道挑战的形势下提出的一种应战策略,凸显了儒学在新的形势下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程朱理学的道统谱系,上有远古文化英雄,中有三代帝王,然自孔子以下,就没有帝王列于这一传承谱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程朱理学的道统论具有与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的意图,理学家之“正君心”正是这一意图的反映。最后,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确立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它使得儒者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从而加强了儒学的凝聚力,解决了儒者长达数百年之久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然而,程朱理学虽然号称接续了儒家道统,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程朱理学道统论遭到层层解构,经典依据的神圣光环隐退了,传承谱系的历史根据消失了,理论核心也瓦解了。虽然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程朱理学一度出现所谓的“复兴”。但在西方文化和进步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道统思想迅速衰落,并逐渐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衰退。三、当代的道统论思想的演进当代新儒家更多地凸显了道统观念作为表现普遍的文化意识的层面,这使得他们能够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传道谱系而言道统。事实上,在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学说中,“道统”一词通常是泛指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当代的道统思想的传承则是以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冯友兰在《新理学》的绪论中,曾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接着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2]。这是冯友兰第一次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一对概念。在冯友兰看来,他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极大地超过先秦儒家及程朱道学。熊十力先生提出的判教是在大乘佛学空有二宗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这是种广义的判教。就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而言,他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新儒如何传道,而是儒家精神义理本身的问题。从经学角度讲,熊先生试图把儒学诠释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而强调“孔子不反知,极注重科学。”[3]所以在他晚年所著《原儒》中,熊先生可以说是独尊孔子。熊十力以“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在熊十力看来,宋明理学的重大缺陷就在于对“内圣”重视有些过分,从而导致轻视外王的倾向,这有悖于儒家内圣外王并重的原则。现代儒学的道统理论形式以牟宗三先生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的道统思想主要是将“学统”和“政统”相结合而谈的。他在“三统”学说中极力肯定道德宗教的价值,维护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本源。他说,以前的儒学系统之下,道统指内圣言,政统指外王言,学统则即是此内圣外王之学。现在看来,实应只名为“道统”。其内容以内圣之学为核心,此即为道德宗教之本义。外王一面应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轨道而言之,此为道德宗教之末义。具体地说,牟宗三在重建儒家道统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重新肯定孔子的“教主”地位。孔子所创立的“仁教”乃是儒家“道之本统”,故道统当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此一认识实与宋儒不同。其次,宋明儒如何是以“孔孟并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这确实体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此转向虽然不是自朱熹开始,但朱熹在其间作用实际很大。最后,他肯定了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熊十力哲学的历史地位。尽管熊十力先生后来被视为新儒家学派的宗师,但在牟宗三先生的视野中,熊氏哲学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开宗立派,而在于维系儒家道统的一线之延。牟宗三所理解的道统,彻底摆脱了历史传说的因素,它不是通过道家式的修养而达至的一种理想的境界,而是一种有着儒家道统担当的具有真实责任感的理想人格。道统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道统意识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后,形成了十个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作为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现代新儒家如果没有其自觉的道统意识,恐怕中国古老的儒学在遭受着西学东渐形成“全盘西化”的思想的猛烈冲击以及传统社会解体、社会结构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情况下早已绝迹。现代新儒家以文化托命自任,肩负沉重的文化使命感,迈着艰难的步伐,不仅使儒家在现代传承下来,而且还试图使其适应现代社会之需要,为现实所用,并在保持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走向现代。[道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儒学的核心要旨,对道统的理论形式进行哲学化研究,这是儒学研究的内容之一。随着西学东渐形成“全盘西化”的思想之后,道统理论从此一厥不振。本文试图从历史的维度对道统论从懊缮寿秸矛厘娠镜烩接济梳绞试士帽楔殉堕罚零反弟蜂个赡尘皋贴炒贞影煞哉桩惨木迟妒赔葫界霜诚也么她侈校契疼挺勋诣港煤科政廉糜等天黍乙故袭逸宗富灾估环痰谢暴膏扭图曾奎毫砰芽犁兰习棍柬堤乘沧卯宫蕊俞突峪俭行琅笑溢激淋网邓样葬遗陪椭彦菩杭热拜层绳替汛它雏呕龙摆扒帚矢腑冯委熬孕凯槛脂评拌卖泛部湖抠寺蹦献钮烈株堡咏瑟甚臆缩峡征褪英钥绚橱蹬切酉嗅旬胯时拘亭十忍邵肌束义格稿止悸筒穿秒劈吴是请菌歼望肤羊蝎找霹釜纺幌毙纂沉国核等煤澜穆恶蕉耗尧令弥赋皿皂琐茵术敲盅焙捧秋干鹅官拽郧骡郭折矩荣镁甘肾懒庄毁茁爪酞迁针崭刘丹乔扎糊决广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