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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精英对自己的文化妄自菲薄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却对中国情有独钟，他对中国的汉朝十分欣赏，他说：“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佐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夏、商、周、秦的统治者是北方人，来自黄河流域，汉朝的开国皇帝则是南方人，来自长江流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生于平民的天子。商、周、秦等朝，他们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例如，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秦的始祖“伯益”，他们在夏禹时就地位显赫、门第高贵，他们的后代之所以成为天子，是靠祖先打下的根基。刘邦没有显赫的世系，他成为天子完全是靠个人奋斗。汤因比称赞刘邦所完成的统一，是“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他希望将来统一这个世界的领袖，要像汉高祖刘邦这样，既具有世界主义，也具有地方主义。人们对汤因比的展望持怀疑态度，认为他缺乏逻辑上的论证，甚至认为他是老糊涂了。其实，汤因比在这里，是凭借直觉来展望，他有意背离英美的理性思维，不去按照充足理由律来论证，这让中国的那些受过西方正规教育的精英，急得象火烧屁股似的。这些精英就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的，他们最欣赏开中药铺，只会甲、乙、丙、丁地陈述理由。一旦离开逻辑，他们便失魂落魄。汤因比对未来的展望，就象一个宗教先知在说话，因此用逻辑来指出汤因比的“荒谬”，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所有真理都来自直觉，所有的真理都包含着悖论，所有的真理都不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历史上的先知们，有时会让真理披上逻辑的外衣，只是为了让世俗更容易接受罢了。其实，条理分明的逻辑反而会损害真理，这就是释咖牟尼为什么“不立文字”的原因。不光佛陀如此，老子，耶稣也都是不写书的。老子写《道德经》完全是出于无奈，是被关尹逼着写的，耶稣也没写什么东西，其言论都是弟子们记载下来的。我们只有放弃学究式的逻辑，才能理解汤因比。汤因比寄希望于刘邦，其实是对南方的期望。南方是出宗教的地方，世界上大的宗教均源于南方。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北方民族用武力完成的。汤因比觉得，在核武器的时代，如果依然使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人类就会毁灭，因此只能诉诸南方的智慧，靠柔弱的宗教和无为的哲学。这正是老子所说的“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45章）。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清楚地知道北方种族的强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南方国家只有挨打的份。直到今天，发达国家都是北方国家，它们控制着南方国家的命脉，操纵着南方国家的发展方向。那些推进现代化的南方国家，被北方国家的全球化领着走，而那些停滞的南方国家，也被全球化拖着走。北方国家从来不担心南方国家的反抗，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3页）。中国的古人早就清楚这一点，南北朝时期，北魏谋士崔浩对南朝的实力是极为轻视的，他说：“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晋太尉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资治通鉴》118卷）。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好战的北方人就看不起柔弱的南方人。但是，汤因比则反其道而行之，寄希望于刘邦这个南方人，这其中大有深意。汉朝是楚国人建立的王朝，在先秦时期，楚国就是一个被中原诸国看不起的南方国家。楚国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最初它也属于炎黄集团，它的原始祖先可以追溯到频项之孙。楚国的先民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的荆楚一带，和当地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其风俗逐渐疏远了中原文化，因而被中原人斥之为“荆蛮”。北方中原人的傲慢与偏见，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观。长期以来，黄河被认为是母亲河，这是一条北方的河，它被当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直到后来，南方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现，才扭转了这种偏见。华夏文化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相互矛盾的实证材料，使人们众说纷绘，新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修正以前的假说。最初人们通过考古，认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中原，后来在江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陆续发现一些文化遗址，与中原仰韶文化年代大致相当，这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新石器文化有多个中心区域。多中心就是无中心，华夏文明“无中心论”后来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人们放弃了“黄河中心论”。中国历史学家之所以重北方、轻南方，因为历史正如卡莱尔所说，它是伟大人物的传记，北方是出英雄的地方。在历史学家眼中，一个部落和平地在一块土地是繁衍生息，那是没有历史的，历史开始于侵略扩张。这就象霍金的《时间简史》所表达的观念，如果不发生大爆炸，时间不会开始，也就无所谓时间的历史了。一个部落只有通过英雄的征战和扩张，历史运动才会开始。所有历史观，统统都是英雄史观，也许只有马克思是一个例外。马克思之所以要提出群众史观，因为马克思的任务是终结历史。只有人类不再出伟大的人物，不再有英雄和圣人，实现老子的“绝圣弃智”的理想，历史才会终结。现在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长江和黄河一样，共同孕育了中国文明。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条河存在着差异，沿着这两条河居住的人也存在着差异。黄河更象是父亲河，而不是母亲河，因为黄河具有阳刚的性质，它是战争的策源地，什么“问鼎中原”、“逐鹿中原”这些成语，都产生在黄河边上。长江是条南方的河，它象婀娜多姿女人，屈原的浪漫主义就产生在长江边上。雄踞中原的北方民族，虎视眈眈地觊觎着长江，“饮马长江”是一个堂皇的借口，骨子里是企图占有、强暴。在三皇五帝乃至夏商时代，这两条河流的差异还不突出，因为那时的主要矛盾是在中原地区，是东方和西方（黄河上游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的矛盾。到了周代，南方和北方的矛盾才开始显露出来，它表现为周朝与楚国的矛盾。虽然楚国的先祖曾经在周的朝庭中，担任过周天子的老师，但周天子仍然不能容忍楚国要求平等的愿望。在周看来，楚国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南方国家，多次征讨也奈何不了它。中原诸国都众星拱月般地向周进贡，而楚国则是“不服周”的（“不服周”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是荆楚地区的口头语）。楚国是有特色的“地方主义”，企图实现“大一统”的周朝很不满意。楚国的巫文化更加接近于萨满教的性质，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文化性质。《山海经》是楚人的百科全书，今人多证明《山海经》是一部楚地的“巫以记神事之书”（蔡靖泉《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01年版第6页），这些较原始的文化，总是被周人的理性文化斥之为怪、力、乱、神。其实，“怪、力、乱、神”是南方的文化特色。从周人对楚的轻蔑，可以看出周人对原始文化的沙文主义心态。当北方掌握话语权时，南方文化即便不被妖魔化，也会被当作低级的东西。汤因比之所以欣赏刘邦而不欣赏周武王，是因为他寄希望于南方。南方的“地方主义”才是真正的“天下主义”，北方的天下主义其实是沙文主义。直到最近，人类遗传基因的研究表明，华夏文化起源于南方，无论是中国的根还是世界的根都在南方。人类演化的问题被放到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它似乎让我们更加理解，汤因比为什么钟情于南方？据新华社1999年12月16日报导：美国人类遗传学会１２月号上刊登一篇论文，它完全否定了中国人的先祖是“北京猿人”，认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他们是在距今约６万年前，从非洲迁移，沿阿拉伯海、印度洋海岸到达东南亚，然后由南向北迁移到中国。世界各地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有一个明显的断层，那就是在距今１０万年至５万年前，这个持续时间长达５万年之久的时段内，竞然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研究表明，这是由第四纪冰期造成的。第四纪冰期由一系列冰期所组成。最近的一次冰期，在距今约１０万年前达到顶点，整个欧亚大陆完全被冰雪覆盖，曾经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原始人、包括北京猿人，都在这次冰期中遭致灭绝，只有非洲赤道地区的猿人勉强幸存下来。7．5万年前，气候回暖，冰川开始融化并逐渐向北退缩，幸存下来的非洲人才开始向外迁移。由于当时气温依然较低，在6万年前，他们只能沿着海岸较温暖的地区东迁。可以推断，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难以达到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随着冰川进一步融化，地球气候进入温暖的间冰期，这时，已经迁移到东南亚的人类，才开始向北方挺进。这就是中国人的起源，和其他人种一样，都起源于南方。用基因来寻找中国人先祖的足迹，这个课题是由美国华裔学者金力完成的。DNA的研究成果显示：东亚大陆的南方人群在遗传上的多样性非常丰富，而北方人群的遗传多样性则相对较少，北方人群在Ｙ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因而他推断，中国人在史前，是由南到北逐渐迁徙的，在南方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北方。南方人基因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多样性是一致的，从中国方言的划分来看，北方语言比较统一，只有一个北方方言区，而南方则有七个方言区。这说明，北方理性具有单一性，它只有一个真理标准。南方文化则是多元的，这种多样性的文化，恰恰是汤因比所欣赏的“地方主义”。从基因来看人类的迁移，我们得知，所有的北方种族都来自南方。南方是人类之本，而返本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万物的天性。古希腊哲学家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去追寻万物的“始基”呢？这是返回的天性在起作用，驱使着他们往回追溯。虽然希腊人来自北方，后来才南下抵达地中海，但希腊人的先祖雅利安人，归根结底是来源于非洲的。最初的人类文化都是“巫”文化，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一部分民族迁移的北方后，产生了理性主义文化，而南方民族依然巫风盛行。远古时代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围绕“巫”（原始宗教）展开的，这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而是更接近于神、更接近于“大本”的文化。楚国巫风之盛，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具有更多古老的文化基因，因而拥有更多的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山海经》是神秘的、浪漫的，它不仅是巫书，也是楚国的一部远古神话总集。屈原的诗歌风格与中原完全不同，这是楚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滋养了他。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非理性的。我们不要把非理性当作贬义词，非理性是更为基本的人性，人类的拯救，取决于非理性。非理性是本，理性是末，非理性为体，理性为用。当历史的钟摆向相反的方向回复时，理性主义也应该回归南方的神秘主义。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渊源于楚文化。这说明，汤因比的眼光没错，他寄希望于南方，他是把楚国人刘邦作为南方的代表。黄河是父亲河，产生了理性文化,它就是尼采所说的阿波罗文化（太阳神），所以，北方强调克已复礼。长江为母亲河，产生的是感性文化，也就是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文化（酒神），所以，南方提倡生命的自由，越名教而尚自然。楚国的文化人的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北方。例如老子强调自然无为，庄子强调自由无待，屈原强调洁身自好。孔子则完全不同，他一生周游列国，追逐功名，一副任重道远的样子。韩非也是如此，热衷于权力斗争，最后丢掉性命。在北方中原的思想体系中，唯一的例外是墨家学派。墨子是鲁国人，应该是北方的学派。他虽然具有进取的性格，但为什么提倡兼爱和非攻呢？这明显是“不进取”的南方观念。有人考证墨子是印度黑人，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在墨子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南方的思想元素。为什么墨子成为绝学？因为北方的正统不喜欢这个另类。宋儒张载有这样一个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绝学不在北方，它应该来自长江母亲河。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南方的非理性文化已经崛起，强烈地冲击了北方理性文化。从19世纪至今的西方哲学界，非理性主义长盛不衰，在民间，《哈里波特》的巫文化风靡全球，这些都说明，汤因比寄希望于中国南方，是高瞻远瞩的大智慧，这个智慧是母亲河所滋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