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背后的真实

玄武门之变背后的真实时间:2013-02-2817:40来源:家国网作者:admin点击:22779次评论:0字号：[大中小]李世民和李建成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历史上真实的李渊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亲信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尊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沿袭传统习惯，让李世民担负经营山东的重任，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多少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无奈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制，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公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仅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抗。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亲信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陷之词的影响。然而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有十七岁，失败的责任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加指挥。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一）在出征问题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据《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二）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夕，还借元吉率师拒突厥的机会，“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彻底无拳无勇的地步。（三）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元吉也有王孝逸、张胤等齐王府文学。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则“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样“募壮士，多匿罪人”。李世民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将，建成有薛万彻、冯立，元吉有谢叔方等战将。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阳的张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区的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等则是建成、元吉的外援。在外边哪方面强固很难说，在京城里则建成、元吉的实力最后已超过了李世民，这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得很明显，后面要谈到。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但李世民毕竟也是亲儿子，处理起来多少要牵顾父子之情，不能像解决其他政治案件那样果断，那样干脆利落。例如武德七年曾发生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事件，此人“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有人上变诬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渊没有彻底追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双方的部属处理几个了事。因此两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到达水火不相容时，李渊仍不想作出果断措施，而准备召集这三个儿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字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来公断曲直。没有预料到李世民会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来个突然袭击。结果不仅建成、元吉当场被袭杀，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两个月后更被迫内禅，成为毫无权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当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见杀于杨广总算略胜一筹。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论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政变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预计的。即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夺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多少实力的空头皇子。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如果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这当然没有十分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紧张，要占卜一下吉凶。历史就是这样。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新文化运动未提出”打倒孔家店“时间:2013-03-0115:15来源:家国网作者:admin点击:102次评论:0字号：[大中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此事不好考证。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许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常识”——“香港是在公元1842年、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既对，也不对。为什么说这个说法又对、又不对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陷阱——“香港”。“香港”这个概念，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香港”，指的是“香港岛”，一个面积不到80平方公里的小岛；而广义的“香港”，则由以下的三个部分组成，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1、香港岛；2、九龙；3、新界。我们平时所说“清政府1842年割让香港”，严谨地来说，其实是指割让了“香港岛”、而不是割让的整个“香港”地区，事实上，整个“香港”地区逐步成为英国殖民地，其实是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分别是：1、香港岛－1842年割让；2、九龙－1860年割让；3、新界－1898年租借（注意：这里是“租借”，不是“割让”）。也就是说，虽然“香港岛”在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但是整个香港地区全部成为英国殖民地，则远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898年才得以实现。我首先讲讲“香港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有许多英国商人以及殖民政治家认为：应当“在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的对华贸易”，有这种想法的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特出人物——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此外还有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Elliot），义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中国的君主在其武力胁迫下答应开放港口，那御玺并不能保障英国人的性命和财产……我们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使我急切地寻求一个在我们国旗保护下的安全商业据点。香港在我们的掌握中，驻有足够的海军，我认为实在无需于东岸建立永久根据地…….”义律的话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当年在华众多英国商人以及殖民主义者的想法：即使大清国向英国人开放商港，英国人在大清国做生意仍然不安全，而为了商务安全，英国人自认为必须占有一个据点，或者说一个根据地。那么哪个地方做“根据地”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