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研究文献综述

王安忆研究文献综述一、王安忆简介王安忆，女，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儿童时代》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市复旦大学教授。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平原上》，之后1979年发表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1980年发表小说《雨，沙沙沙》引起文坛的关注。至今王安忆一直保持创作的活力，发表了多部作品，80年代的《六九届初中生》、《米尼》、《流逝》、《小鲍庄》、“三恋”、“雯雯系列”短篇等；90年代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等；新世纪以来的《富萍》、《遍地枭雄》、《桃之夭夭》、《启蒙时代》、《天香》、《骄傲的皮匠》等。王安忆的作品影响很广泛，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并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别获得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2000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发廊情话》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其他各种文学奖项，而王安忆本人也曾获得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的华文作家”称号等。二、王安忆的相关创作研究王安忆早期以“雯雯系列”式温情圆润的创作风格引起文坛的关注，给文坛注入一支新鲜迥异的写作血液。程德培认为，她的作品是从“胸腔里唱出的”，这恰恰是托尔斯泰谈论自己最初创作《幼年˙少年˙青年》时讲到的感情写法。1也有论者认为：“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她也许不如孔捷生；在捕捉生活的情趣上，她也许不如贾平凹；在曲折故事的编制上，她也许不如叶辛；在笔法的凝练简峭上，她也许不如甘铁生。然而，在对生活的思索和咀嚼上，她和她的这些文学伙伴们是一样认真的；而对人物心理和生活哲理的体察和细腻表现上，她还有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她的小说，在坦诚而略带稚气、细致而时露灵秀的笔触中，为读者展示了她所亲历、所看取、所感受到的那一份人生。”2“雯雯系列”最终以《69届初中生》长篇的形式结束这时期的情绪写作，王安忆说：“‘雯雯’在《69届初中生》里的半截变相至少是预示着我企图要走出个人经验，好比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我在谋求发展。”3随后1985年开始在国内“寻根文学”思潮以及爱荷华“国际协作计划”的影响之下，王安忆将视线从个人的自言自语式的空间转移到了民族文化的层面进行文学创作，连续创作有《小鲍庄》《大刘庄》等寻根派文学作品，再次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冰心曾为《小鲍庄》作序写到：“我能看出她敞开了胸怀，睁大了眼睛来观察，沉入而又真诚地写出她看到的一切。她自己说‘真诚是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失落了真诚，无论是做一个作家，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人，都是不成的。’这也是使我惊叹而从心底欣赏和同情的句子。从我这大半辈子的观察中，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是把做一个作家的真诚，做一个妻子（或丈夫）、做一个人的真诚，放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来实践的。”陈思和评论道：“虽然文字的直朴无华，如同王安忆一贯的小说那样；在文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世界。它包含了作家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严肃思考。1程德培，《“雯雯”的情绪天地——读王安忆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学》，1981年2曾镇南，《秀出于林——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读书》，1981年3王安忆张新颖，《文学谈话录/谈话录（六）：写作历程》，《西部》，2008年或许这种思考并非出于理性，但有了它，才使作家的艺术感觉富有超越个体经验以上的力量。这种凝沉厚重的力量，成为《小鲍庄》与王安忆以前的作品的区别之一。”4刘俊光称《小鲍庄》为王安忆的“一块新的里程碑”。5王安忆开始摆脱了早期直觉写作，进入一种自觉写作。同时期前后，伴随着文学界对《小鲍庄》高赞的同时，王安忆从挖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桎梏中走出来，创作出“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等有关“性爱”“人生”的作品，却引起文坛的激烈争议，褒贬不一，尽管1986年王安忆在国际讨论会上作的《面对自己》的演讲，提出“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小说创作追求。对其写作姿态持明确赞赏态度的正如杨斌华《生命的苦闷与饥渴——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说道：它如此鲜明而集中地刻画了特定环境下人物性饥渴的心里流程，贡献了一幅生命本能的强烈跃动的情态，这在王安忆的全部创作中，乃至对整个文坛而言，却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而将引人注目。陈思和也认为：安忆的努力于当代文学创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她把这个题目置于一个较高的格局给以表现，为新时期文学中这一禁区的破除，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6然而毕竟并非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对王安忆抱有一种赞同的心态，刘敏在《天使与妖女——生命的束缚与反叛——对王安忆小说的女权主义批评》认为：“‘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始终你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中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任仲伦也认为：否定《小城之恋》作品中性欲在人生和命运前起到的支配作用，批评王安忆忽视了“对导致人性压抑扭曲的社会氛围和主人公的创造性受到漠视的心理苦闷的透视。”7之后王安忆又写出了《米尼》，进入90年代以来创作的多部作品以女性作为主人公进入到都市中去，影响颇大的《长恨歌》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8南帆认为，王安忆心目中女性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他认为王安忆“不仅企图绘制城市的图像；同时，王安忆的叙述还竭力诱使这些城市图像浮现出种种隐而不彰的意义。这种意图甚至击穿了通常的故事框架，《长恨歌》的文本出现了某种奇异的特征：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王安忆在试图给一个城市展开一幅肖像。9研究者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理论的分析，研究者从王安忆的“雯雯系列”、《流逝》等窥探出其女性的感受：对女性的心理、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对普通女性审美趣味的把握。刘传霞在《镜像突围：王安忆创作中女性意识追寻》中对王安忆创作进行纵向考察,新时期之初,王安忆以“中性”状态进行写作,女性经验被主流话语遮蔽。80年代中期,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解构“男女都一样”的新传统理论。90年代则立足女性自我,超越性别对立,对人的本质和现代文明进行深刻的思索与质询。有论者从“性爱与人生”的角度出发，认为王安忆的介入使得“性”“人生”获得一种批判的严肃审美情趣10；另外也有研究者从“性与荒诞”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描写有种荒诞意味在里面。在大量研究性文章中，马春花的选择一个新颖的角度进4陈思和，《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谈小鲍庄》，文学自由谈，1986年5刘俊光，《王安忆：一块新的里程碑》，文学自由谈，1986年6陈思和，《根在那里根在自身——读青年作家王安忆的新作小城之恋》，《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年7任仲伦，《目光应该穿透扭曲的表层》，文汇报，1986年10月7日8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录》，作家，1995年第10期9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10胡跃生丁小伦，《谈情说欲》，当代文坛，1986年第11期行解读王安忆作品。马春花提出一个“性别政治”，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其与现代性、代际意识之间的关系。马春花认为，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写作,王安忆小说体现了当代中国现代性想象的性别政治:女性性别的自然化,女性身体的欲望化,以及地缘空间的性别化。王安忆的女性写作显示了批判性的女性精神与现代意识,颠覆了当代中国在现代性想象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构成了一幅别样的现代性图景。11同时马春花将王安忆的小说放在了国族、阶级、代际等范畴内进行考察，从中窥测出性别政治和身份认同，建立更广阔的女性主体想象。12倪文尖则通过比较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写作，探讨了张爱玲的“影响和焦虑”对王安忆的影响13。同时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研究者们运用更多的女性主义批评者来分析王安忆的女性写作。张志忠认为，男女两性没有能力在感情的领域进行超验的交流和升华，“生命的本能操控了他们的行为，与此同时社会性的道德潜在地制约他们并使之产生罪恶感。”14与王安忆的女性引起强烈反映的就是《叔叔的故事》类作品的发表。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安忆经过长达一年的停笔沉寂之期，以《叔叔的故事》重新引起文坛的轰动。之后王安忆再次展现她的文学高产出，《叔叔的故事》之后创作了《妙妙》、《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我爱比尔》等著名的中篇小说。这一阶段，《叔叔的故事》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开启王安忆创作的新纪元。评论者们从西方元叙事/元小说/后设想小说叙事等方面对其表现出来的小说叙事方式进行了大肆评论。王安忆本人说，《叔叔的故事》是想表达没有前辈的恐惧，两代人陷入虚无的地步。韩毓海则说道，王安忆的写作，让他重新看到做一个真正的、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艰难，这种艰难来自一种双重的内心煎熬：一方面，王安忆在反抗生活于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伪理想主义（叔叔）时，表现出我们所讨论的第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艰难；同时，她又在反抗自身（我们这彻底实用主义的一代）时，表现出另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艰难。15同时评论界对王安忆创作以来所有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发现了除去外在结构内的核心精神内涵。郜元宝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极富跳跃性，但是，创作的多变不过是思考能力幼稚老成之别，写法上疏淡密致之分，至于作者对基本生存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这个基本问题一般的处置方式，则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这是王安忆的‘本性’使然。”“王安忆在小说中提出的最高问题——不仅是生存方面的，同时也是小说写作方面的最高问题——或者说，王安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本性’，一言以蔽之，就是：领会着、关注着人物对其生存欠缺面的领会和关注。”16陈思和也注意到在她叙事转变背后所一直坚守的东西：她所追求的叙事风格，既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话语，而是力图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见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17可以说王安忆沉寂一年之后的“世界观的重建”工作是极其成功，她为自己的小说也做了定位，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讲一个很好的，别人愿听的故事罢了。同时也开始涉及虚拟/虚构的文学观。《纪实与虚构》继续进行着11马春花，《论王安忆小说的性别政治与现代性想象》，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8—1512马春花，《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1513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14张志忠，《王安忆小说近作漫谈》，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15韩毓海，《‘悲剧的诞生’和‘谎言的衰朽’—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当代作家评论，1992-8-28，第2期16郜元宝，《作为小说家的“本性”——重读王安忆小说》，上海文学，1991年17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小说的技术论操作，继续着对小说艺术自身的那种怀疑精神的延续。张新颖评析《纪实与虚构》：似乎仅仅在写城市中某个人的无根焦虑和成长焦虑，但其实“偶然的个人的寻根行为，实质上正反映出社会普遍的无根焦虑。这样，分属时间和空间上的问题弥合了，成长和寻根的分裂消失了，所有的焦虑其实只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性焦虑。——两个世界的衔接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祖先的世界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自我成长的世界也正紧跟而去。”18李洁非回顾了王安忆的写作历程，表明王安忆其在艺术上的两大进步，其一是从诗化至小说化，其二是从经验论者到技术论者。并认为《纪实与虚构》反映出来的新命题：小说叙事能否摆脱一切参照系而将某种独立的“真实”陈述出来。这个命题从理论上讲，其含义则是：既然小说本质如众所周知在于“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