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困境背后是国资民资的博弈作者:人造天堂一个人、组织、国家,进场的时候,就应该想好,怎样体面地退场。万科大戏的各方,有的该退场了,有的还没到时候。王石显然已经不能体面,万科管理团队也许已经有了打算。华润算是给多年以前投资万科一个交待,但其所属的国企体制,改革仍然没有过关。宝能或许还有一些后招,结果也不会好。围观的姿势应有尽有,我想还有一种:尽管还有很多信息不明,可以定性为国有民营的退场。国有民营退场集中发生在世纪之交,万科晚了太多,并且是以这样清奇的方式。国有民营的小船和巨舰说翻说翻国有民营是改革开放的过渡产物,很中国国情,也是一种双轨制。这个概念在实践中,广义上,涵盖很多种差异悬殊的类型:一端产权上是私企,挂靠公有制,或在某个时点得到政策或体制内个人的背书。另一端,改开前,在全民所有制外,就存在集体所有制,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很多全民所有企业归地方政府管辖,中央又陆续下放一些大企业,甚至鞍钢这样的标杆。改开后形成多级国资委。地方国企普遍比央企灵活,最广义上也算国有民营。王石和褚时健,是国有民营企业家的代表。褚时健因一手缔造红塔集团的辉煌而声明远播,但却因贪污入狱。本文讨论的,是中间类型,狭义的国有民营。产权国有,经营上得益于天时(政策)、地利(市场机会),主要人和:开明的上级领导,拥有接近纯民营的自由度。实际上国有民营并不是一类国企,在外面感受不到与其它国企的差异,而是国企的一种状态,理论上,所有国企,都有机会,在某个时点,君命有所不授。改开的非常时期,让这种状态可以大量、长期存在。万科甚至长达30年。国有民营短期内,兼得两利,而无两害:比纯国营灵活,又比纯民企资源和机会多,麻烦少。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很多问题,用行政的方式解决,要比法律有效。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民企挂靠的形态。国有身份是一种寻租。因此改开前十几年,涌现一批成功的国有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以下简称国民企和国民企业家。万科和王石,正是其中最成功之一。但有利必有弊,出来混,早晚要还。国有民营不是制度安排,是人治,是机会主义,因此不稳定。国有民营状态的存续,依赖上级领导和国民企业家个人之间的默契。两边都存在很大变数。在上级这边,领导要政绩,尽管前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的逻辑和商业并不总是一致,领导有任期,新领导没有义务遵守前任的承诺。而国民企业家这边,焦点在于,没法给企业家精神定价。理论上,扣除国有身份的租,国民企业家应该比国营高管多分,比民营企业家少分。实践中,市场经济主要通过股权,给企业家定价。而如果能给国民企业家股权,就没有国民企了。也没人能设计出别的制度,可以给国有身份和国民企业家分别定价。国民企业家,心理上自视为所有者,法理上还是雇员。拿到体制内的最高薪资福利,还有民企不能给的荣誉,并不能完全弥补与股东权益的差距,而比那些国营高管操劳地多,收益却没拉开。另一方面,保护私产初具共识,而国民企业家一旦离任:升迁、退休,亦或被不公正解雇,过去的付出,就全都打了水漂。改开前3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经历了高速增长。上级领导和国民企业家最初立约的时候,普遍期望不高,领导就想搞点福利,解决就业,国民企业家经历过饥荒和动乱,就想改善下生活。此一时彼一时,人的想法会变。企业成功以后,面对巨大的利益,领导和国民企业家的心思,就都活络了,也就不可避免地冲突。国民企业家的诉求合理,但很少有合法手段。简单粗暴分钱,隐蔽地搞“体外循环”:控制外面的民企和本司交易。这么干有混过去的,但一旦撞在枪口,下场很惨。越是成功的国民企,越是众矢之的,越容易暴露。代表人物有褚时健,家破人亡。世纪之交,某些人曾经造MBO的舆论,借这个市场经济概念的壳,强行给国民企业家定价。很自然遭到舆论反弹,而作罢。原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试图搞MBO被叫停,后入狱。出狱之后一直在喊冤。上级可以合法地,直接派人接管国民企,但也要考虑合理:管理团队和群众不服,经营有技术含量,管不好要负责。还是一次性卖了好,但往往不会卖给国民企业家。不可能计提企业家定价,国有资产就流失了。即使按市场价,如果可以定价的话,卖给国民企业家,还是有勾结之嫌。而是把国民企业家赶走,引进“社会资本”,民企委婉的说法。典型案例有健力宝和科龙。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国民企存续、壮大的原因,也是不能给国民企业家股权的原因,也构成和民企交易产权的障碍。这些案例中的国民企和入场的民营企业家,下场都不妙。联想可能是唯一合规企业家定价的案例。但难以复制。联想集中众多有利因素:IT行业的制度示范和高成长性、上级中科院的文化,睿智的国民企业家,等等。或许最重要的,联想方案体现了期权的精神,也是改开前30年的成功经验:用增量解决存量问题。搁置过去的企业家定价,就未来收益分配达成约定。联想的股权结构,使得管理团队能够对企业保持最大发言权就这样,联想也被舆论围攻过侵吞国资,用了十几年才落实股权激励。很少有国民企等地起,具备这样的环境,很少有企业家像老柳这么长袖善舞。结果国有民营长期,兼得两害,而无两利:比民企缺乏激励、制约更多,难以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配置资源,又要承受残酷的市场竞争。双轨制早晚要并轨。国民企也是如此。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不管内忧还是外患,国民企陆续退场,在世纪之交达到了高峰。历史的车轮终于碾到了万科万科的情况特殊,又延续了十几年国有民营状态。华润是央企,家大业大,不像一些地方政府那样迫不及待。华润历任领导,对万科的政策有连续性。万科已经成了象征,任何调整,都要注意影响。另一方面,央企的制度最刚性,万科很难像联想那样徐图进取。所有因素都促成维持现状,直到不久以前。但仍然不能制度化。据说华润最新一任领导,态度就起了微妙的变化。央企老成持重,并没有马上行动。宝能半路杀出,被指为华润的一致行动人,华润对此明确否认。目前没有证据,只能说,宝能的动作,客观上给华润创造了调整的机会。郁亮任内推动事业合伙人制度。合伙人制有阿里的示范效应,形似集体所有制,对体制和舆论刺激更小。尽管如此,还是那个问题。国民企存续、壮大的原因,也是不能和国民企业家、和民企交易产权的原因,也构成合伙人制的障碍。经此一役,合伙人制多半会无疾而终。改开早期,有一种政策现象,叫法罪错位。主角也多为企业家,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突破政策壁垒。由于无法可依,有司往往落实别的罪名,以达到矫正之效。法罪错位并不是冤案,但也不是其公开的逻辑。当事人理应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但客观上推动了改革。法罪错位,某种程度和国有民营的精神相通。也和合伙人制,及以前的MBO相通。后两者都是市场经济下的建制,而在这里,偏离了其原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民企给企业家定位的问题。国民企体制下,MBO行不通的,合伙人制度也行不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存在器事错位。王石在任时,就开始推现代企业制度。又一个中国国情,器事错位的概念。号称引进自西方,但其实西方并没有特指的现代企业制度,三种主流资本主义模式,盎格鲁-萨克森、莱茵和东京,的企业制度,颇有差异。国内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主要借鉴盎-萨模式,就是美国上市公司。学得也有模有样。但问题是,将美式企业制度嫁接在国企制度上,这是另一种版本的国有民营。国内股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国企输血。这样的上层建筑,也能发挥一定的功效,但以不触及经济基础为限。产官学各界共推现代企业制度,某种程度上,是用改良代替革命,我就在洞口蹭蹭,不进去。改开的成功经验,用增量解决存量问题,有适用的边界。模块的增量,改变不了系统的存量。这个问题不展开。本届围观群众,大致可以分成制度派和情怀派,制度派纠缠上市公司的运作细则,及情怀派,也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是舍本逐本,情怀派又更末一些。相信华润会尽可能保留,万科的管理团队、文化,甚至会保留合伙人制。但那个万科,还是会逐渐烟消云散。在外面感受不到国有民营的状态,也感受不到它变成国营状态。未免遗憾,但谁也不能对抗趋势:国有民营状态,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尽管宝能是以二级市场收购的方式进场,还是让人联想到前述上级引入私企的案例,所以被指和华润有关联。宝能避开了那些案例的坑,但还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调动巨额保险资金做市。宝能想必会很小心,在财务和法律上,都不留任何破绽。但不代表别人以后也能驾驭。鉴于政策层以往,更多地用行政而不是法律的方式,来调节平衡,包括法罪错位的先例,可能对宝能秋后算账。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最耐人寻味的,是王石的各种表态。王无疑进入当代最卓越的企业家行列,但也暴露出某种精分。王的女人热衷标榜独立,遭到网友辛辣地嘲笑。王石某种程度同病相怜,他力图呈现给世人的,和实际状态,存在强烈反差。又类似教科书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王石当年有机会把万科私有化,明智地选择了不。如果没有抵抗住诱惑,现在应该就没有行业第一的万科了,好的结局,如今是个小老板,过地很滋润,坏的结局,锒铛入狱。而选了不,也选了然后公司及个人的霸业,同时,也选了如今的困局。王石不可能对国民企的内在悖论,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体制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悲剧就是,人明知会失败,也要和命运抗争。心理学显示,人们会用确定性行为,来缓解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说有个人,在黑地丢了东西,却在路灯下找,旁人奇怪,他说:灯下找得着。国情有数的路灯下,挤满了找东西的人。王的女人标榜独立,王标榜道德,声称万科“不行贿”。众所周知,地产是政策密集型行业,腐败高发。这一言论很刺耳,实际上并没有人强迫他表态。业界也没人呼应。又被披露前家室的背景。有种强行装逼的尴尬。我们猜测,他试图提升全行业的道德标准,以弥补制度的不足?这是儒教的思路。王石被他这届企业家奉为精神领袖,甚至有“王大总统”之说,不解释。企业界为自己代言,呼吁民企政治正确,对国进民退颇有微词。但宝能进场时,王石立刻拒绝,特别针对其民企身份。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王石退居二线以后,不甘寂寞,仍然保持强大的个人品牌,并和万科绑定。不可否认其超凡的魅力,真性情流露,比如王的女人,对品牌不无损伤,仍然不离不弃。另外一面,也是以人治补救人治。这次情怀派就派上用场,声势颇大。但有效也有限,并不能阻止意志紧定的野蛮人,走程序罢免王,也是为什么要罢免王。精分在国民企业家,乃至王石这届中国企业家,很常见,只是各有各的精分方式。转型期给了他们名利,所有的一切,也给了ta们原罪,确切说是原债,无尽的焦虑,给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董建昌感慨:“我们都是被时代潮流裹挟进来的人,才有了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潮流,就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