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2016-03-3009:57:41来源:作者:7天论文网【大中小】浏览:2次评论:0条摘要:就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的关系而论，1985年前后是转折点，在这之前，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选本，但真正反映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选本却并没有出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选本的编纂，与文学创作上的现代主义思潮间彼此呼应，其呈现的是新的对象和新的“概念体系”。各种现代主义思潮选本虽然表现了命名上的草率随意和权宜的一面，但其呈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阐释模式的失效和“新潮批评”的呼唤。纷纭复杂的命名背后彰显的是对文学新变的充分肯定及其文学新变的种种可能。关键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选本编纂;文学新变一就小说创作而言，现代主义创作倾向自“文革”结束以后即已有之，但与之相关的选本编纂实践却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其原因何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不被选入各种选本，而只是表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被文学史家们称之为“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1］的很多小说，如王蒙的《布礼》(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中篇小说选》)，《悠悠寸草心》、《蝴蝶》(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篇小说年编》)，《春之声》(收入《争鸣作品选编》)，《夜的眼》、《杂色》，李陀的《七奶奶》(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余光》、《自由落体》(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宗璞的《我是谁?》、《蜗居》，张洁的《方舟》(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他有什么病》(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新时期争鸣作品选”)，谌容的《减去十岁》，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在同一地平线上》(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收入《探索戏剧集》)、《车站》(收入《多声部的剧场———新潮戏剧选评》)，朦胧诗创作(收入《朦胧诗选》)①，等等，这些早就散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各类选本中。这一现象表明，所谓“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在当时已经引起文学界的足够注意，只是并未形成一股明显的潮流，其常常只表现在形式方面的借鉴上，因而既不能被作为一个潮流被命名，也无法被有意识地编选。在这方面，有关朦胧诗的创作潮流可能是一个例外。朦胧诗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潮流已被公认，但其选本的出现却是在1986年(阎月君等编《朦胧诗选》)。事实上，1986年前后，朦胧诗创作潮流已经接近尾声，“后朦胧诗”已浮出历史地表。这从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和吕贵品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的编选即可以看出。这就是说，《朦胧诗选》是在朦胧诗创作接近尾声时才正式出版的。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据编选者回忆，《朦胧诗选》的编选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当时是以油印本的形式传播［2］。至于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开出版，有多种可能。在今天来看，时代的限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时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即是明证。争论所涉及的命题，与其说是朦胧诗的合法性，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当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尚不充分之时，《朦胧诗选》的公开出版是很难想象而且困难重重的。二事实上，关于现代主义的话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存在。茅盾的《夜读偶记》是其中重要的文献。单独来看，这篇文章明显表达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若把其放在20世纪50—70年代与80年代的相关性层面看，其意义却在于提供了一种特定语境下读解、接受现代主义的角度，对80年代并非没有借鉴作用。这一接受的角度即所谓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接受角度。“他们(现代派诸家)的所谓‘揭露事物的精神’只是在歪曲(极端歪曲)事物外形的方式下发泄了作者个人的幻想或幻觉，只是在反对陈旧的表现方法的幌子下，摒弃了艺术表现的优秀传统，只是在反对‘形式的貌似’的掩饰下，造作了另一种形式主义。”“它们(指现代派诸家———引注)的创作方法是反现实主义的(而且和浪漫主义也没有共通之处)，它们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蓬勃滋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反映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狂乱精神状态和不敢面对现实的主观心理。”［3］比较80年代初期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的前言即可以发现个中的联系，以至于有书评家在谈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前言和后记时指出，“这些理论文字中的一部分，具有一种比较一致的倾向:偏重于强调他们所评论的作品‘反映’了什么，而不提或很少提这些作品‘宣扬’了什么。这种倾向在当前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在那些偏向于基本肯定现代派文学的同志中也比较普遍”［4］。且不说这是80年代语境下的一种对接现代主义的尝试及建构其合法性的努力，这里需要看到反映论的接受角度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反映论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的决定论及其辩证关系，其在20世纪50—70年代和80年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说50—70年代是通过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没落的资产阶级，而把现代派“他者化”的话，到了80年代，这一情况则有了大的变化。首先，8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大他者”，与其说是西方资产阶级，不如说“文革”所代表的“左倾”或“极左”政治，这样一来，在接受西方现代派时的反映论角度其实就是一种把“自我他者化”的表现。这是一种用西方现代派的所谓“异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左倾”政治的做法，其间的逻辑转换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的。如果说文学是现实语境的反映的话，当现实语境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文革”时期)，表现这一现实语境的文学就会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中，反映“文革”的非人道及其“异化”的诸种文学就具有了合法性。而这，也就创造了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对接方式。可见，同样是反映论的接受角度，在不同时代———20世纪50—70年代和80年代———其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里存在所谓“风景的发现”过程中的认识论的“颠倒”。同样是反映“文革”的作品，其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以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1975)和《班主任》(1977)为例，两部小说都是表现青少年的成长主题，两个青少年主人公人物性格、思想特征都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在前者中的少年主人公方旗是作为“继续革命”思想教育下的正面形象出现，而在后者中的谢惠敏则是作为“文革”思想毒害的代表。在这里，发生变化的并非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而是两部小说所表征的时代的转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文革”的不同评价，“文革”结束后的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是《班主任》产生的前提。看不到这点，就不能明白这一逆转。回过头来看现代主义的接受史就不难明白其在50—70年代和80年代的不同命运了。同样是反映论的接受角度，如果说现代小说在50—70年代是作为完全否定的对象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则具有了部分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的来源即在于对“文革”非人道、非人性的认知。换言之，是“文革”的非人道、非人性创造了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也就决定了接受现代派的范围和限度:即对现代派只能是一种形式技巧的借鉴，而且也往往限定在反映“文革”等“左倾”政治的文学叙述中使用，超过了这一界限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了。因为反映“文革”的文学创作，其终点永远只能是“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民族国家迎来了光辉灿烂的前景。这一终点的存在决定了对现代派的借鉴只能停留在形式技巧的层面。主人公的结局一派灿烂光明，现代主义的荒诞主题自然就没有必要了。这是反映论的接受角度所内在决定了的。这样就可以回过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及其选本编纂了。这一探索常常只是形式技巧上的，虽然也偶尔能形成一股潮流如朦胧诗创作，但却终难以持续下去。而至于现代主义文学诸选本，如《朦胧诗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欧美现代派作品选》(1982)等，虽然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也常常是限定在反映论的框架内被接受和解读。这从谢冕为《朦胧诗选》所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在论及新诗潮(主要指朦胧诗———引注)的涌现时，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它的时代性。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变态时代，颠倒了由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空前的动乱中蒙受了耻辱和灾难。在浓重的失落感中萌发出来的追求与寻找，既给这些诗篇蒙上了一片迷惘与感伤的情调，又浸透着不甘淹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奔突。它并不如诸多谴责所认为的那样，是游离乃至背离时代的，恰恰相反，人们从这些情感的多面晶体中可以把握到这个动荡的、繁复的、如今正面临着历史性转折的时代的折光。(《历史将证明价值———〈朦胧诗选〉序》)从谢冕的序言我们可以看出，反映论既是读者接受的角度，其实也是他们为之辩护的角度。反映论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主义接受、解读和辩护的角度和范围。看来，真正改变现代派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必须突破这一反映论的“认识论装置”。三阿尔都塞曾经指出，术语概念的出现反映的是“总问题域”［5］的变化。“朦胧诗”的命名最初源于读得懂与读不懂之间的辩证关系［6］，其所涉及的并非“总问题域”的转变问题。借用阿尔都塞的话，“朦胧诗”并不是一个“理论概念”，它只是一个随意的命名;相反，与“理论概念”相对应的名词术语则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体系”，“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5］。“朦胧诗”的创作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其(包括其命名)所指涉的却仍是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诸命题———所谓“历史性转折的时代的折光”。换句话说，“朦胧”指涉的是技巧层面的问题，而非方法论或本体论，“朦胧诗”创作中的思想情感并不“朦胧”。同样，这对“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中其他创作而言，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文学“总问题域”的转变，要到80年代中后期才有可能。就选本编纂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转变是双重意义上的。这既是指现代主义文学新潮，也是指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选本的涌现。它们之间———从历史的角度看———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对应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命名新潮的选本出现，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探索戏剧集》和《探索电影集》，张学正、张志英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6册(1988年版，包括《新潮小说选评》4册、《新潮诗歌选评》和《新潮戏剧选评》各1册)，“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意识流小说》(1988)、《荒诞派小说》(1988)、《民族文化派小说》(1989)、《象征主义小说》(1988)、《结构主义小说》(1989)、《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8)，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1989)、《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刘锡庆主编的“当代小说潮流回顾”丛书中的《那盏梨子那盏樱桃———寻根小说》(1992)、《世事如烟:大哥大与煤气罐———新写实小说》(1992)，张兴劲编选的《美女岛———荒诞派小说选(1992)，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中的《新实验小说选》(盛子潮选评，1993)、《新写实小说选》(金健人选评，1993)、《新历史小说选》，等等，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1993)和《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1993)，张颐武选编的《欲望的舞蹈———新状态小说》(1994)，等等。从这些选本的命名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其中“新”字命名体现的是一种“新”/旧对比的断裂意识，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所谓“新时期”之“新”的指称一样，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表征。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新/旧命名并不是源于政治上的巨变，而是文学创新的内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