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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19361881－1898：故乡光绪七年八月初三（阳历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1893年，十三岁，因祖父科场行贿案家道中落。“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1898－1903：离乡求学1898年，十八岁，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我要到南京进水师学堂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江南水师学堂是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被称为中国海军的摇篮。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是张之洞为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刘公岛办的水师学堂相抗衡而建立的。它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堂内开设驾驶、轮机、鱼雷3个班，每期学员120名左右，教员大多为英国人。课程有英语、机械、航海、天文等。当时大门两柱，一边柱上写“中流砥柱”，一边柱上写“大雅扶轮”，这8个字当可反映出当时办学者的心态。1902－1909：日本留学1902年，二十二岁，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在仙台医学院就读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导致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呐喊自序》1902－1909：日本留学“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1902－1909：日本留学1906年冬天，二十六岁，奉母命与绍兴的朱安女士成亲。鲁迅致许寿裳：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随感录·四十》“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09－1912：浙江1909年，二十九岁，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1911年，三十一岁，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在绍兴的发展，并对革命的成果表示失望。“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范爱农》1912－1926：北京1912年，三十二岁，任教育部科员。五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寓居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1918年，三十八岁，创作《狂人日记》。1920年，四十岁，兼任北大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23年：兄弟失和1919年，鲁迅购买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屋，将全家由绍兴迁居北京。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1923年：兄弟失和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短文《伤逝》，篇首引用一首罗马诗歌追念兄弟之情：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供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幽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鲁迅在1925年10月21日，写成同名小说《伤逝》。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称：“《伤逝》……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1923年：兄弟失和“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男人气忿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还要带累了我！”男的说。“还要带累他们哩！”女的说，指着孩子们。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颓败线上的颤动》，1925年作，后收入《野草》1923年：兄弟失和“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自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1926年致许广平信1926－1927：厦门—广州1926年，四十六岁，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转往广州中山大学。期间经历了大革命，对此前秉持的进化论观念产生了怀疑。“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1927－逝世：上海1927年，四十七岁，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创作了大量杂文，并于1930年加入了左联。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碗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这菜简单到极点。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陈丹青：《笑谈大先生》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夏衍，是鲁迅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鲁迅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淘气、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毛泽东论鲁迅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57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郁达夫：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周作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呼吁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呼吁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提倡宽容和自由，反对束缚和专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30年代，他专注于散文的写作，以其冲淡平和的文风，和知识含量丰富、又朴素自然的美文，开启了新文学散文创作的高峰。郑振铎：“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阵；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周作人周作人留日期间，娶日本女子羽太信子为妻。1937年11月的《人间世》杂志刊登周作人信：“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抗战爆发后，周作人没有随同北京大学南迁，留在了沦陷后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在北平出席了日伪华北占领当局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出，许多人有“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虽未受伤，但却在心理上促使他向日本倾斜。1939年1月，周作人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1年，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周作人1945年11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1947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1949年1月被释放，返回北京定居，从事文学翻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