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1-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斯大林所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来，它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既在苏联大地上播种了社会主义，又在同一片土地上败坏了社会主义。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既创造了一度震撼人心、激越进步的雄伟事业，向全世界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打败反人类的德日法西斯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使苏联人民付出了不必要的、空前惊人的牺牲。苏联解体了，不只是在历史的篇章上留下了它的印痕，更多的是激发我们进行无穷的思考。十几年来，中国依旧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所谓前车之鉴，研究苏联衰败的原因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从根本上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苏联解体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苏联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僵化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社会长期存在三个矛盾。第一，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过早建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难以持久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亦难以提高。第二，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矛盾。第三，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是雪上加霜。其次，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逐渐堕入了教条主义。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特别是与苏联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实际生活需要毕竟存在较多矛盾和较大差距。斯大林不仅在经济上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全盘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适当地强化议行合一体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权的格局；他还在阶级斗争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不断地加大专政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坏法制、滥杀无辜，连党内高层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应当说，正是斯大林长期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作法，深深埋下后来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制度性隐患——高度集权、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家管理体制。教条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也十分突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两个决裂”理论的偏执理解和错误运用——他一个人就粗暴武断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并把阶级斗争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他不顾国情，盲目扩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作法给中国造成灾难性损失，都是党在今后工作中要尽量避免的。第三，苏联没有能正确认识本身的历史定位，未能及时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弊端。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确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要把这种书本上，思想里的优越性转变为现实生活中优越性，使人确信它的存在，不仅需要假以时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自证。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此看来，过去对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从不认可。因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要民主百万倍”这类东西，一开始便借助革命胜利时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种超常强烈的政治氛围。后来，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化，这种政治氛围也顺势演化为一种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针对斯大林滥杀无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曾经坦言：“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在法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遗憾的是，他对这种事只是感慨陈词，而没有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结果连自己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2-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建设还十分薄弱。社会主义制度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对内对外都缺乏应变能力、纠错能力和学习能力，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则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时顺畅的交流和表达，又得不到完整准确的采纳和吸收。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并不是长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把他们的意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制度，反而给一些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领袖造成了失误的条件，比如苏共高层坚定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就惨遭杀害。据有关统计，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万人蒙受其害，以至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例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3/5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中国对当时大政方针提出正确异议的马寅初、彭德怀被扫出政坛。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后来经甄别，99%是冤案；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伤害的无辜干群则远远超过了苏联大清洗的人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做得最好。他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有过很多精辟论述。谈到历史原因时，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谈到现状、任务和重点时，他强调：“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谈论最多的是民主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它同时相伴着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不以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为依托，“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就难以达到理想的预定目标。总之，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竞争，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好的社会制度来维系，所以说世界的竞争也是社会制度的竞争，谁的制度更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就能更快更好地发展。适应者昌，不适应者亡。我们应当多从这个角度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借此谋划现实社会主义的未来。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才会越来越经受得住考验。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昂首前进。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与基本要求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原有的“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难以支撑高消耗和高排放的工业化进程；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越来越背离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发展宗旨；外部资源、贸易环境与金融体系等不稳定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3-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营造新的体制与机制环境，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一、国内经济面临的长期性挑战(一)“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时代面临终结半个多世纪以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生存工资水平上的无限劳动供给，从而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刘易斯，1954)。开始于农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使得长期被束缚在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得以逐渐释放，并源源不断地涌入非农业部门，形成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模式(刘世锦，2005)，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8%，并开始向罗斯托所说的成熟经济迈进。然而自2002年开始，构成中国经济“低成本竞争”模式的诸多因素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其一，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农业生产比较优势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规范化和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开始逐步上扬，劳动力短缺现象开始由高素质劳动力(“技工荒”)蔓延到普通劳动力(“民工荒”)，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一些省份。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伴随着劳资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现象加剧，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增加。其二，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的改革等，使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地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攀升(2002~2004年，我国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分别为6.9%、8.3%、10.2%，与同期房屋销售价格涨幅的33%、4.8%、9.7%相比，土地交易价格的涨幅持续高于同期房屋销售价格的涨幅。2005年土地交易价格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平均上涨幅度在约10%以上。)。其三，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大量增加，国内保障能力不断减弱，进口到岸价连年大幅提高，并直接推动了成品油、钢材等下游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其四，煤炭、成品油、电力等能源产品受需求拉动、上游成本增加、运输能力缺口拉大、管制价格调整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市场供应的短缺现象频繁发生(“煤荒”、“油荒”和“电荒”)。其五，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环境治理成本由于政府依法加强了环境综合治理(如收取生态环境补偿保证金，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而逐渐被企业“内部化”。-4-其六，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了出口部门的价格竞争力。自2005年7月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20%，这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部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上述因素相互叠加和耦合，使得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初不可避免地告别“劳动无限供给”阶段和“低成本竞争”时代。(二)高消耗和高排放型增长方式面临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却付出了高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的代价：——能源与资源消耗显著增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5.5%左右(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5月。)，但却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25%的氧化铝和40%的水泥。中国每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的国内保障程度不断走低，原油进口依存度逼近50%。——生态承载能力更加脆弱。高消耗和高污染行业的加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库兹涅茨环境倒U型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