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中取静”的南闹市口概述在民族宫对面，“金融街”高楼大厦的

1“闹中取静”的南闹市口概述在民族宫对面，“金融街”高楼大厦的围合中，却隐藏着一个传统街区。与国子监、前门不同，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老建筑的身影，不经意则难以知道到它的存在，但其中蕴含着同北京建都850多年一样悠久的历史，这就是南闹市口。它东临宣武门内大街，西界闹市口大街，南为宣武门西大街，北靠西长安街，有二十多条胡同。闹市口大街为金中都崇智门外官道，宣武门内大街为元大都顺承门外官道。到了明代这里被圈入城内，因北端路口有集市，故名闹市口，为阜财坊所辖，清代则成为镶蓝旗的一部分。此地虽名“闹市”，而今却是绿树成荫、“闹中取静”之处。街道名称“与时俱进”这里虽然古老，但街名却能随着建筑改变或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现教育街1、3号建筑群，清代为敬谨亲王府、学部，1911年后为民国教育部，1928年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因此胡同名也就随之为：穿堂门——教育部街——市党部街——教育街。宣武门西大街原是内城南城墙所在，城根以北的街道明、清两代称象来街，民国改国会街，修地铁拆城墙后统称宣武门西大街。这是由于相邻建筑驯象所——参众两院——新华社的变故。居中十字交叉的两条街名也都很年轻，并有明确的命名时间。东西向为新文化街，明宣宗顺德公主驸马石景府第在此，故名石驸马大街。1969年，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鲁迅，更名新文化街。佟麟阁路则是为了纪念抗日爱国将领佟麟阁，在1947年得名的。与鲁迅先生密不可分鲁迅早年供职的民国教育部、任教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都保留至今，甚至新建的书店也叫“三味书屋”。2街区的“脊梁”——佟麟阁路从长安街进入街区，必走佟麟阁路北口。此路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依金水河故道挖凿的一条河道。明代称为河槽，后来由于上游水源逐渐枯竭，这条河道就成了一条排水沟，清朝时这条河槽就改叫大明濠了，河边道路称为西沟沿。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皇城墙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沟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何思源任北平市市长。为了纪念抗战英雄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的事迹。1947年3月13日，何思源签发了《北平市政府府民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前些年，在路北口还设有宣传栏，专门用来介绍佟麟阁的历史。佟麟阁生平佟麟阁是河北省高阳人。1911年参加北洋左路备补军。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任甘肃陇南镇首使兼代理甘肃督办。1930年任二十九军副军长1933年参加长城喜峰抗战。1935年后复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佟麟阁力主抗战。守桥的金振中营顽强战斗，守宛平城西门的战士怒火满腔，手持大刀，飞速驰援，杀得敌寇，血肉横飞。日寇在卢沟桥受到重创后，21日，日寇以步、骑、炮及坦克部队总攻宛平城，炮击长辛店，轰炸廊房，我军民伤亡重大。二十九军全军抗战，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在京南南苑、团河一带率师拒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血战。日本侵略者以排炮、飞机向二十九军疯狂轰炸，敌我浴血肉搏，鏖战至夜，在与日寇拼杀的战斗中佟麟阁将军头部中弹，壮烈殉国。28日晨，冀察外交委员会将将军遗骸运回城内的中南海公园中的红十字会会址。由于战场吃紧，加之将军的军政界的声望，故未举行任何告别仪式，而秘密将遗体移至到北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内并安葬。此墓直至1946年7月，李宗仁、孙连仲、何基沣、张克侠等军政人员在中山公园公祭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日捐躯的民族英雄后，佟麟阁将军灵柩才由孙连仲等将领护送，迁冢于平西香山拦见沟沟南山坡佟麟阁将军的旧居旁。佟麟阁路就像一个人的脊梁，将两侧横向分布的胡同串联起来。东面的受水河胡同，原名臭水河，是金中都北护城河的旧址，北京八百多年建都史的见证。现在，金中都东护城河旧址，宣外菜市口东地区拆迁后，这条胡同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了。头发胡同内，56号院曾寓居近代实业家陈叔通，而1号院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旧居。参政胡同则以北洋政府参议院院长、后来的大汉奸王揖唐宅第命名的。佟麟阁路西侧的文昌胡同原名中铁匠胡同。民国后，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买下了15号的一座四合院居住，便将其更名为文昌胡同。路西的承恩、石灯、天仙、园宏胡同是几条很不起眼的小胡同。胡同虽小，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条胡同一座庙。北京的庙宇众多，但是像这里一条胡同一座庙的情况却着实少有。更何况这些胡同庙宇各个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承恩寺、石蹬庵、天仙庵、圆洪寺便成了胡同的主角。3新锐思想的汇聚之地——三味书屋在佟麟阁路北口路东，有一座两层传统中式楼房，这就是此路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三味书屋。1988年，李世强、刘元生夫妇在此成立了北京第一家民营开架售书的书店，也是最早做作家签售、小型音乐会、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书店，由此成了构建文化界公共空间的先驱者，是各种社会思想活跃人士聚会、交流的场所。要是有时间，不如到这里坐坐，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笔者不必赘述，引用《生活月刊》2008年7月专题中张帆文章的部分段落，便可一目了然。“坚持与创造”教英语的老刘就从学校辞了职，在木材公司小工厂工作的老李停止领取每月四十块钱的工资，放弃了国营单位职工这个用来保护自己的“资本”，还是有一点恍惚。谁都知道开书店几乎是不赚钱的生意。他们总认为自己是自信的人。有一批人肩上总有责任感，不管历史经受多大的挫折，文化的根始终由精英在传递，由知识分子在传承。尽管在1986年很难找到一处合适的可供卖书的私房，私人开店已经得到了允许。老刘和老李满城跑看房子，为十几万元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长安街边，临近西单的一处房产。它原来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充公，东西两处厢房分给了私人居住，坐南朝北的正房变成街道缝纫厂。落实政策后缝纫厂还给原来的主人，两处厢房则在16年后变成了公共绿地。老李决定购买的正房，实际情况并不让人乐观，一个创痕密布的砖木结构的废墟。它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升腾，轻轻地呼吸，把自己的生命力隐藏在厚重的灰尘之下。装修是一段愉快而激动人心的回忆。房款花去了所有的借款，只能自己动手。做过一些木匠活的老李，也没把砌砖看得有多难。花窗被特意保留下来，木头支柱被精细地漆成了鲜红色，墙则是优雅的铅灰，东墙上的牌匾则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三味书屋”。接下来的时间里，好书和从未有过的新鲜活动让书店的名字像长了翅膀一般远远地传了出去。在这个城市，甚至在遥远的外国，人们都听说北京有一家“三味书屋”。地铁一号线完工后，百年老屋的命运在那样一个清爽的清晨走了到尽头，地铁工程师到现场看过之后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老刘和老李获得了重建房屋的原材料，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可以将原来一层的格局改为两层，风格要与长安街对面的民族宫相配，屋子内部空间要往地底下下沉一些。在停业大半年之后，书店重新开业，二层是茶室。这里还成了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找上门来的活动越来越多，作家签售、接待外国访问团、音乐会、学术研讨会。老刘和老李带着骄傲、歉疚的心情接受了一些，拒绝了更多。他们愉快地为中美福特交流项目的几十个学者做拿手的炸酱面；美国副总统、大使和国会代表们在二楼的茶座可以和医生、记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交谈；美国独立制片人拉西·布来克跟第五代导演讲解他们尚不熟悉的独立制片，听者包括张元、于荣光等。唐山表演皮影戏的老艺人在临时布置的舞台后边唱边演，撤掉了凳子和桌子，大家都坐在地上，才勉强装下了看戏的一百多人。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万言海在书店举办了首次同性恋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自由撰稿人集会也在这里举行。来店里的以色列大使说：“以色列很小，但是街道上到处都是书店；中国那么大，到处都是饭店，书店太少了。”让人稍觉宽慰的最新消息是，在一份2020年的规划图里，书店作为文物保护区被划进黄色区域内。有时候，他们以为这场为了让书店生存下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另一些时候，不确定这里是否真的发生了一场战斗，也许仅仅是心里的挣扎，以及年龄和体力的反抗。不过，假如他们对现有的情形和未来的日子感到茫然，战斗——或者更准确地说，心理的挣扎——的结果在目前仍是不确定的。4王府、学部、市党部——教育街1、3号建筑群沿着佟麟阁路向南走，进入路东的东铁匠胡同，一直向东到教育街，街北侧有两座宏伟的府门，就是1、3号院了。这里的变化可谓历史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清初，是敬谨亲王尼堪的府邸。尼堪生平尼堪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广略贝勒褚英第三子。顺治六年三月晋为敬谨亲王。顺治九年秋七月，南明桂王政权的李定国率军疾趋广西全州，进兵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梧州、柳州、广西、湖南相继失守。清廷派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偕贝勒屯齐率兵出征，顺治帝亲自到南苑送行。尼堪临危受命，十一月赶到湖南湘潭，在追赶李定国部之时陷入埋伏，下属劝其撤退。他说：“我军击贼无退者，我身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他在敌军中左冲右突，不料陷入泥淖中，矢尽，拔刀战，直至力竭战死，结束了戎马一生，年仅四十三岁。顺治十年，他的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令亲王以下郊迎，并为其辍朝三天。清末，实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学部于此，统管全国学政。敬谨亲王的后人外迁他处居住。辛亥革命后，学部改为教育部。1912年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兼第一科科长时,曾在这里工作。国民政府南迁，此处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府邸坐北朝南，府门5间，银安殿面阔五间，前出丹墀，东西翼楼各面阔五间；启门3间，神殿5间，遗念殿（后罩楼）7间，东院有花园。后部分改观，银安殿院建起楼房。旧址存有文物建筑120间，建筑面积3642平方米，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由武警招待所和北京外事职业高中使用。前几年，中国民生银行巨大的楼体夹建在这两座院落当中，堪称新老结合的奇观。5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故居翻回头向西，出了东铁匠胡同，斜对过路西的文华胡同内就是李大钊故居。1916年夏至1927年春，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十年，先后居住过八个地方。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北院居住将近四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故居为一小三合院，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其中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的卧室，东耳房为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李大钊故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在后宅胡同居住的时期，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名重当世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此期间，李大钊发表各种文章140余篇，文字总量超过33万余字，平均每9天一篇；参加各种会议120次，包括共产党三大、国民党一大等，平均每10天一次会；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30次，讲演30次，到广州、上海、武汉、洛阳、天津等地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当年，许多青年都曾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曾在李大钊的书房内召开。李大钊自己非常喜欢这处住宅，这里是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幼女钟华出生在这里，他的长子葆华、长女星华都是在这里耳濡目染，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党史专家一致认为，北京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1979年8月21日，李大钊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在市、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下，李大钊故居于2007年5月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80周年之际正式对社会开放。李大钊生平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