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1近现代史纲要论文姓名：学号：院系：XXXX年XX月题目：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2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摘要：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清政府实行的“新政”、“预备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结合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和传统的封建儒家观念，他们要求改革，但又反对革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他们的政治理想未能达成。但他们的卷入对革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效果，又有负面作用，必须区别对待。这篇文章重点探讨了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认识以及对辛亥革命产生的影响，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立宪派的兴起。清政府的宪政体制改革以及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了立宪派的兴起，他们在清末明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立宪派的思想认识即转变。介绍了立宪派的基本政治思想，以及在革命发生前夕思想的转变。第三部分，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从立宪派对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的影响，在各省独立中的作用以及对袁世凯的拥护中，综合分析了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关键词：立宪派、辛亥革命、合作、分裂一.引言长期以来，人们对立宪派的态度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它是反动派，和清政府一样是被革命的对象。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立宪运动，轮番向国会请愿，然而清王朝却始终把“预备仿行宪政”作为幌子，去加固自己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又成为了一批投机分子，窃取革命成果，出卖给袁世凯，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同时有的人认为立宪派的言论宣传和政治活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的3产生。在辛亥革命中，他们与革命党人的合作加速了各省的独立，促使了清政府的灭亡，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立宪派在中国近代史上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想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二.立宪派的兴起甲午战败，康梁等维新派的知识分子主张政治革新，试图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进行大幅度的变革。虽然维新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却不容低估，维新运动的学说的广泛传播，新式报馆、学会和社会团体的普遍建立，改变了传统士大夫封闭的社会心理，使新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透射进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内心世界，从而造就了清末社会一个新的政治群体——立宪派。早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获得了较大发展。“1900年以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约有156家，资本共5000余万元；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立的厂矿激增至340家，资本达一亿有余，数量和资本总额均为前此的20余年的两倍多。”1906年这一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额达到2290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比1900年到1905年六年的累计投资总额还多50万元。①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现状不满，他们要求有所改革，希望通过参与政权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这些人也就成为了立宪派的阶级基础。此时，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五位大臣回国后，向慈禧太后上奏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他们认为实行“宪政”，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②于是，清政府有了预备立宪之举，成立谘议局，并进行了议员选举。经过选举，立宪派基本控制了各省谘议局，并以此作为阵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三.立宪派的思想认识及转变立宪派是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演化而来，他们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也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有些是从旧官僚演化过来的，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相信立宪是可以实行，而且是势在必行的。立宪派人同时受到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相辅相成，但大多数情况是相互冲突的。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之处，必须求变，而传统观念又让他们不敢轻易“离经叛道”。①开沅：《从状元到资本家的张謇》《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②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4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这直接导致了立宪派看待清政府和革命者时的矛盾心理。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尤其是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所以，立宪运动必然会失败，因为他们所争取的民权是狭隘的，无法激起一般民众的热情，另外，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利，却又害怕失去原有的地位，这使他们在组织各种运动时缚手缚脚，不敢做出过激的行为。但在辛亥革命的前夕，立宪派的态度又有了转变，这主要来源于对清政府的失望。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肯答应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请愿运动，同时还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建立的责任内阁中，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这使立宪派大失所望。尽管立宪派宣扬的是比较温和的改良，但他们并不是驯服的羔羊。他们指出：“此度改革，不厌吾侪之望，故无待言”。“厘定内阁官制结果，但有名无实，不厌人望”。③经历了请愿的失望，立宪派人的君宪美梦已经觉醒，又受到当时笼罩全国的革命气氛的影响，他们转而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只是他们没有发动起义的勇气罢了。于是，立宪派成员开始用舆论抨击清政府，指责清廷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官员贪污，只能以借债度日。他们虽没有直接宣传革命，但这些言论是清廷名声扫地，间接促成了革命。那一时期，革命党的报刊被视为禁物，不能公开传播，只有立宪派的言论具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传，影响深远。有人说，此时，作为立宪派发言人的梁启超已经成为革命党的“宣传部长”，这并不夸张。四．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1、四川保路运动提起辛亥革命，不得不说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之所以如此广泛激烈，这固然由于“全川七千万人，不论贫富，差不多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直接经济联系”④，而立宪派的及时领导同样功不可没。在立宪派成员蒲殿俊、罗伦、潇湘、邓孝可掌握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后，四处游说，广泛发起群众，组织成都居民罢市罢课，在各县成立保路同志会，把运动推向全省，声势浩大。四川的保路运动让清廷大为震惊，只好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湖北境内，清军力量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绝好机会。但在运动的后期，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的参与下，掀起全省武装暴动，此时的立宪派已无法控制局势，影响也逐渐居于次要地位。2、立宪派在湖北独立中的作用武昌起义胜利的第三天，湖北谘议局局长立宪党人汤化龙应革命党人的邀请，加入革命，后来被推举为总参议和民政总长。双方开始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革命形势逐渐稳定。在武昌起义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起了极其重大的积极作用，其功绩不可埋没。湖北③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④《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5省军政府成立后，汤化龙立即以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省，电文中说：“清廷无道，自招灭亡”，“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⑤汤化龙发表的这份通电，是公开讨伐清政府的战斗檄文，表达了全国的民意，发出以后，立即得到全国绝大多数省谘议局的积极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打出反对清政府的旗帜。一些省的巡抚、都督、将军及官僚们在谘议局的带动和影响下，也仿效湖北，改弦更张，宣布独立。但是汤化龙等立宪派人与革命党的合作只是昙花一现。在革命形势逐渐安定后，两派之间的鸿沟再度出现，逐步走上决裂。3、立宪派在其他省份独立过程中的影响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先后起义，响应独立。这虽然主要是由革命党人所领导，但立宪派的功绩同样很不可忽视。当时除了极个别省份，“其他大部分省份，则是由立宪派和地方上绅商官僚直接发动的独立而告光复的。”⑥例如在广西、广东、浙江等地区，立宪派与革命党相处融洽，有时已难分彼此。这些省份的独立，是两派合作的重大成就，其中立宪派功不可没。云南省是经过重九之役而独立的，主力是由蔡锷将军领导的革命军人。后来蔡锷又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使得不少人认为他属于革命党。但蔡锷其实与立宪派有着深厚的关系，他曾受业于梁启超，与梁启超的关系非常亲密，再加上杨度对他的影响，使他的观念更倾向于立宪。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革命思潮的深刻影响，使他有了革命的潜意识。随着他认识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中优秀的知识分子，他逐渐转向革命、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在他担任都督后，一面迅速恢复省内秩序，一面出兵北伐，并电促广东张鸣岐、广西沈炳坤响应独立。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锷又致电孙中山，调和革命党和立宪派之间的政见，称“革命、立宪、君主、民主各党竞出，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⑦对于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联手，有着促成作用。湖南同陕西一样，是最早响应革命的省份。独立后，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任正副提督，但由于政治才能欠缺，致使政局十分混乱。十天之后焦、陈二人被杀，谘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为都督，湖南政权落入了立宪派之手。尽管焦达峰、陈作新的遇害可能出自谭延闿之手。但当他成为都督之后，平息省内各地骚乱，安定地方，他反对杀戮，尽量避免流血。焦达峰曾经试图用激烈手段对付官吏，他竭力制止，说“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⑧，由此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同时，在湖北形势紧急的情况下，谭延闿领导的湖南政权在军事和财务上及时予以援助，帮助湖北革命军度过难关，是武昌方面有力地支持者。4、立宪派对袁世凯的拥护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联合主要是来源于对清政府的不满。双方的联合，仅仅建立在反清的政治基础上，而并非在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上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联合并不意味着双方政见上的融合。当清廷倾覆已是指日可待时，两派的对立就又成为主要的倾向，其分歧集中在清王朝覆灭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革命派虽然被迫对袁世凯妥协，但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让袁世凯仅拥有总统的名分，随处要受到民主体制的约束。立宪派则与此⑤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346页。⑥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第622页。⑦周钟岳：《云南革命辛亥革命资料》，第55-56页。⑧子虚子，“湘事记”，《辛亥革命》（六），第149-152页。6不同，他们认为要稳定全国，必须要选取一个有实力、有权威的人物，而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于是他们转而拥护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掌握全国政权。这种分歧，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反映得很明显。还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革命派就已有过“如袁世凯倾覆清廷，即举为大总统”的诺言。所以，孙中山于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向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但在让位的问题上，除了以清帝退位为条件外，又提出两项足以钳制袁世凯的重要措施，嘱咐议和代表伍廷芳转达袁方，即：(1)“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2)“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解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与临时政府一切之事”。⑨这两项措施，显然是希望使民主共和国的体制在中国已经稳固，在国际上获得公认的情况下，才允许袁世凯到南京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集团和一切些动势力当然不愿按革命党人的意图行事。原立宪派人这时已经和袁世凯站在一边。他们相互呼应，迫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放弃自己的奢望，而只以清帝退位作为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唯一条件。张謇拍给袁世凯的一件电报就透露了上述内情，电文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⑩虽然，孙中山的被迫退让，来自各方，包括一些变节、转向、动摇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