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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启示马克思晚年写下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治史态度的珍贵文献。人类学笔记又称民族学笔记，是指马克思研读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佐姆的《法兰克人法和罗马法》、道金斯的《不列颠的原始人》等著作写下的摘记。写作时间为1879年至1881年。其中，前4种的中译本已收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菲尔著作的笔记的中译文连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l-4期。红旗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研读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著作过程中，摘编的一部世界史编年纪要，内容主要是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政治事件。这是马克思最后一段生命里程中留下的历史记录。它的写作时间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说是1881年底到1882年底之间。马克思晚年，特别是1881年以后，拖着沉疴难起、屡遭医生“软禁”和严令“停止工作”的病躯，又遭受燕妮去世的沉重打击，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巨大痛苦，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为什么还要读这么多的史书？还要写这么大篇幅的研读笔记？他当时究竟怀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和思绪？他晚年的历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与以前的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要理解这两个系列的笔记，就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正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和治史态度，而且还有助于澄清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误解，例如，把唯物史观视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误解，把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误解。第一节探索的背景和目的研究者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晚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内容包括后来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因此大都倾向于认为他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该书的写作有关。但是，这种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其中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历史学笔记》的内容，显然与《资本论》的写作并无关系。马克思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信中说到：“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1。可见，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写作方面遇到的困难，主要还不是历史资料的欠缺，而是所涉及的事件的目前进程还没有呈现出完全成熟的形态。这也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无论他从事哪项精神产品的“生产”，只要他认为必备的“原材料”还不够充分，就决不把它们“消费”到该项精神产品的“生产上”。这也是他的治史态度。要理解马克思晚年研读史书和写作上述两个系列笔记的动机和思绪，首先需把他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学术问题作一些回顾。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一国际的解散，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转入低潮。此时，有点像50年代的革命低潮时期那样，马克思逐渐把活动的重点转向学术研究，同时以锐利的目光继续关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动向。作为一位毕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5页。2生奉献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家和革命家，他的学术研究和现实斗争实践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后期，俄国的社会变革问题显然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之一。当时，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投入为改变俄国现状而斗争的行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浪潮日渐高涨。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已开始就俄国社会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焦点就是赫尔岑提到的那个“永远令人不安的和新的问题”，即“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2也就是在俄国应该促进农村公社的毁灭而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该在保存公社的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186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在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主编的《钟声》杂志发表。马克思此时正为写作《资本论》的地租章钻研美、俄等国土地制度史，但显然受到了俄国知识界的争论的激励，俄国的现状和历史、特别是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农村公社的历史，成为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例如，1868年间，他认真研读了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历史概论》、《德国马尔克制度》、《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德国乡村制度史》等著作，做了摘录。1873年，他研读了伊·德·别利亚耶夫的《俄罗斯的农民》、瓦·伊．谢尔盖也维奇的《市民会议和公爵》、费·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康·阿·涅沃林的《俄罗斯民法史》、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赫列尼科夫的《蒙古入侵前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和国家》等著作，并作了摘记。因为俄国问题的争论直接涉及了社会主义是否会有不同的道路以及一切国家是否都必然或必须经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问题；面对着这些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的问题，马克思当然不能沉默。正是在这祥的背景下，他于1877年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曲解，严正地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到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马克思继续关注俄国社会变革前途和它的农村公社命运，而且，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了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国家的革命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很可能正是这样的问题，促使马克思把自己的探索视线从农村公社的历史渊源扩展到对更古老的原始公社的研究，并进而扩展到对整个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再研究。人类学笔记是探寻马克思晚年研究世界史和写作《历史学笔记》的动机和思绪的重要线索，因为这两个系列的笔记是前后衔接地写成的，甚至有一部分还可能是同时交叉地写成的，不可能具有毫无关联的写作动机和研究思路。人类学笔记的内容表明，马克思对原始公社和农村公社历史的研究，的确是同他对俄国革命道路和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关注直接相关的。这突出表现在i881年3月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三个复信草稿中。后者向马克思提出的要求是：“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4马克思给她的复信草稿和最后定稿显然反映了他从1868年研究马尔克村社制度以来的成果，甚至还包含了他50年代写作《资本论》第一个草稿（即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时对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的研究成果。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草稿中，马克思明确表述了他由这些历史研究成果中得出的对俄国社会变革道路的看法：首先申明他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接着指出：“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作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2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3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7页。3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51882年1月。马克思（当时已在从事《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译本写的序言中，再次写道：“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与他1877年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证明，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初看起来，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内容似乎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是互相衔接的妹妹篇：前者着重于经济和社会制度史方面的内容；后者主要是政治和国家历史方面的内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整体性的历史研究是互补的，而且在两个系列的笔记中也是常有交叉的，从涉及的空间范围来看，前者主要涉及非欧洲国家，后者则主要涉及欧洲国家。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看来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史方面，马克思显然感到自己最欠缺的是非欧洲国家的有关材料，而当时又正好有这方面的大量著作可供研读，自然要着力探讨。在政治和国家历史方面，马克思显然也很需要非欧洲国家的有关资料，但他当时能够读到的史书，恰恰缺少这方面的材料，只能在有限范围尽量搜求。但要看到，马克思当时的动机和思绪，绝不只限于要回答俄国走向杜会主义的道路和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探讨的内容都远超出了俄国问题的范围。把这两个系列的笔记的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通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改变世界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为什么马克思到晚年还要从事这样的探讨呢？这与他以前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有什么联系呢？在此以前，马克思对历史及其规律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842年写作《波恩笔记》开始，到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告一段落。二是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到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告一段落7。马克思说过，早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8从1842年起，他陆续写下了《波恩笔记》（又称《艺术史和宗教史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等等。这是马克思首次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历史的时期，研究领域从思想、文化史扩展到政治史和经济史，这些研究的成果同他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一起，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述中。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首次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表述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书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dasBewuBtsie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Btesie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自主活动”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力，产生出与生产力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775页。1995年版的《选集》的译文,比《全集》和1973年版的《选集》的译文都有进一步的改进。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