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生态学的文化启示与人类价值

深生态学的文化启示与人类价值王岳川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一生态文化理论的兴起“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Okologie，英语为the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阐述了动物植物关系演化的系统树，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应该和谐统一：“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生态学是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代生态学逐步把人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这一说法应是生态理论的滥觞。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C.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Deep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贝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美国作家莱德菲尔德（JamesRedfield）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今，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启示，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必将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二深生态学的思想拓展生态文化理论发展,使得人们不仅注意文学与生态的表层关联,而且注意到表层下面掩盖的深层问题。德国学者施韦兹(Schweiter，1875—1965)和美国学者泰勒(Taylor)提出的“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了所有生命物。美国学者莱奥波德(Aldo1eopold，1886—1948)的“大地伦理学”则将道德主体的范围从个体生命物扩大到了生态系统,大地被看成人类生存的不可毁弃的整体系统。这种系统整体意识为深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地基,“深生态学”应运而生。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尖锐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罗依克特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文章在《衣阿华评论》1978冬季号上刊出,以“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literary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ecologicalorientedcriticism)。199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首次研讨会,会议部分论文以《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为书名正式出版(1998)。其后,生态批评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文论界。学术界形成共识的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ecolist和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一般认为,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罗特费尔蒂、劳伦斯•布耶尔、乔纳森•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深生态学”(Deepecology)的概念为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Naess）1982年首次提出，后来以访谈的形式出现在《十个方向》一书中。奈斯认为，深生态学的核心是从人类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提出人类何处去的关键问题。“深”与“浅”相对，意味着在人所不明或为人忽视的地方，才是真正需要拷问和挖掘的场域。这样“深生态学”就触及到现代性弊端中最核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自然从人的平等共处中剥离出来，处在被人类征服蹂躏强制的弱势地位。作为宇宙主宰的人，自感大大优越于自然，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盘剥自然。自然在人类现代性的掠夺下危机四伏——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城市空气污染等。直面大难临头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使人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浅薄和贪婪。深生态学呼吁切实抛弃“人高于自然”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而提倡人与其他物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遏制为了个人的贪婪而将地球引向毁灭的境地，从而挽救地球生态和人类未来。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这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生态问题的思路，已经成为生态文学创作者的文化共识。比尔•戴维尔（BillDevall）在《深生态学》中认为：今天需要的则是将生态思维拓展到“生态智慧”中去。智慧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它关系着伦理、准则、实践。生态智慧，或者说深生态学意味着从科学向智慧的转向。深生态学有以下特质：一，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质疑西方伦理传统的人是万物之主的霸权观。重视资源保护与发展运动、动物权利与动物解放运动、人道主义哲学等哲学领域中的改革，并从生态学视角指出这些运动中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坚持应逐渐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二，深生态学基本原则和理论构想是：“深生态学的基础是构成生态意识对我们自身与自然的直觉与经验，政治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立场都从这种意识中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我实现”与“建立在生态中心基础上的平等”。应该用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整个世界系统的价值应重估，应摆正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三，对世界各种生命形式不分轩轾地加以认同。平等看待所有生命和自然，所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既相关又相依。自然并不与人类利益相冲突，关怀自然是人类个体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四，发展生态乌托邦理想是人类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部分。生态乌托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无法完全实现却让我们始终保持理想的所在，进而培养一种能够理解“自我与他人以及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健全人格，实现人的内在自然（心理）与外在自然的和谐。五，对工具理性加以批判，强调用精神启蒙或艺术诗意表达的人文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从而提升生命质量和精神存在价值。六，深生态学不是抽象理论游戏，而是要在社会文化的实践行动中发出真实的声音，人们可以通过根据深生态学理论展开实践行为而变成更加成熟健全的人。三深生态学的现实语境其一，现代以来，人类文化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说明东西方危机的表层是人与环境的自然生态危机，而深层是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性”遭到置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科技的霸权和扩张导致了现代性合法化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进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就此，比尔•戴维尔认为：“深生态学努力发展个体、社会和所有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而和谐关系。它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我们的深层呼唤：忠诚于并且信任我们的直觉；勇敢的采取直接行动；怀着愉快的自信与感觉的和谐共同舞蹈，这种感觉的和谐是通过与我们身体的节奏、流水的节奏、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过程的自发而富有游戏精神的对话而被发现的。”可以说，深生态学力图通过重新陶冶出具有生态意识的个体从事文化更新工作，从根本上铲除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的病根。其二，人的断片化使得“精神生态”出了问题。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精神生态”也成了问题。西方现代性的世俗化图景：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比矮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