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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引论）周立1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步入市场化进程之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所以，市场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金融，也重塑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村金融。我们要在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讨论其如何形成了“中国特色”，以致于造就了中国的奇迹，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奇迹与危机同源2，就像中文“危机”一词，可以将“危”和“机”拆开，以表明危险和机遇同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带给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很多祝福，使得中国人享受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经济自由也在不断扩大。但相伴而生的，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同样也加剧了农村的危机，尤其是农村融资的危机。我们需要在市场化进程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下，去讨论中国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的性质，及其中国特色的形成。需要申明的是，我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到了研究生层次，我们也不应该去寻求标准答案。抱着寻求答案的想法去阅读理论著作，常常会曲解丰富而鲜活的实践经验。如果能确立历史感和实践感的两维座标，可以形成对理论著作或实践文本的判断和认知。如果再加入道德感，形成三维座标，则判断和认知，就可能更加有方向感，也有现实意义。《礼记·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紧随其后，《大学》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后人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称为“三纲领”，而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八目”。于是有了“三纲八目”之说。从而为大人之学，立下了判断的座标。在这一座标中，我可以提炼出“求真”（明明德、格物致知，表现为历史感和实践感的结合）和“求善”（亲民、止于至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为道德感的加入）两个当代社会科学的判断座标。31本文为作者2009年9月为中国人民大学选修农村金融专题的研究生，作农村金融引论介绍的两次讲义整理出来的。感谢王益、何宇飞对讲义文字的记录整理，以及黎振宇、王莉和王秀华做出的文字订正。作者还要感谢此次研究生课堂上同学们教学相长一样的启发，尤其是陈淑芬等同学的评论与建议。2关于此点，可参考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文中提出：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3在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上，存在一直悬而未决的争论。实证主义者要恪守自然科学原则。比如，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ComteAuguste，1798-1857）、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是代表人物。他们强调社会研究应该只采用“事实是什么”、“事物是如何变化的”逻辑判断，而不能进行世界或社会“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排除个人偏好和价值趋向。反实证主义者则不如此认为，比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Wilhelm,1833-1911）是代表，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科学类型，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因此其科学标准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不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人文科学。价值中立也是无法做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也提出“‘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郑杭生在1991年第5期《社会学研究》发表的“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2在社会科学中，判断是一个必须学习的功课。每一个人的判断，可能都会依据不同的事实与经验，也会依据不同的理论与信念。能够不被众说纷纭的各类学说“俘获”，产生合乎基本事实和价值的判断，需要依据尽可能多的事实与经验，也依据更为扎实和严密的理论和信念。这样，就可以得到更贴近实际的判断，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概念。一、中国特色的经济——政府市场经济与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呢？半个月前，我到甘肃张掖人民银行，给他们做了一场讲座。他们想听一下不是教科书式的真话。我就做了一个归纳：中国经济的特色，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这个判断，在2008年4月份我带领一个课题组，做广东发展模式调研的时候，已经做出，并写入了课题主报告。在此，我再次做出简略的论述，供大家探索和思考。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也困扰着美国人。至今，美国仍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虽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远远比得到这一称号的俄罗斯，要深远的多。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中国不是教科书上标准版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政府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或者如政策文件所表达的，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在配置资源上，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而非市场，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双轨运行，就是经典教科书无法解释的中国之谜。1.要素市场计划经济，产品市场市场经济我们首先看要素市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其次，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创新等其他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我们不妨放在资源资本化的更大的思考框架下加以考虑。对于资源，人们常常做狭义的理解，指的只是自然资源，即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发展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以及这些物质与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环境。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源本”物质要素和物质力量。但这只是一个物质领域的概念。我在2005年的一篇《穷人恒穷的逻辑》中，将资源扩充到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五大资源，并论述了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贫困自增强逻辑。受布迪厄象征资本4概念的影响，在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认为，通过所谓的‘价值中立’不仅不能达到科学性，还会相反起十分有害的结果。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争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观点。韦伯将“价值”分为“科学”内的价值和“科学”外的价值，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定研究对象时，可以参照“科学外”的价值判断，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则必须杜绝任何“科学外”的价值解释倾向，将价值解释严格限定在“科学内”价值取向的范围之内，即严格遵循科学认识方法本身的逻辑规范，仅仅去描述事实本身“是什么”，而不要加入“怎样做”之类的价值引导。作为“价值中立”的必然逻辑结果，韦伯坚决主张“作为职业的学术”活动更应该严格恪守价值中立的立场。科学就是“为科学而科学”，“在科学的领域里，唯有那种纯献身于身边工作的人，才有‘人格’”，“唯有发自内心献身于科学，才能把学者升华到他所献身的职业具有高贵和尊严的地位”，“无论何时，学者一旦介入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事实的完整理解便告终结。”转引自成元君在2001第5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价值中立(Valuefree)”接受史简析》。本文作者赞同社会科学研究在起点和终点的求善，即没有可能价值中立；以及研究过程的求真，即尽量恪守价值中立。这一观点，可能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4在布迪厄《实践感》（蒋梓桦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章“象征资本”(P159-172)中，布迪厄将象征资本表述为与外在化的物质资本相对应，是经济资本以外（当然，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能够产生经济利益和潜在获益机会的一切资本，它可以是名誉，信用或者社会关系等。在第八章“支配”（P173-192）一章中，还对象征暴力有着精辟的论述。象征暴力是一种温和的支配暴力，它是以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为基础，通过反复实践和行为展示形成的一种道德上的依附关系和温和的，隐蔽的权力支配关系。在此象征资本是象征暴力的重要实现条件之一。象征暴力，或可表述为象征权力。布迪厄指出，社会3此我们还可以将“资源”概念做更进一步的扩充，将人类探究、发现资源的能力也视为一种“资源”。所以，“资源”的范围就可以涵盖一切能为人所用的物质、人类的劳动能力、智力以及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手段、文化符号等物质和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即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能力的一切潜在的资本。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里，我把发展的本质，总结为资源资本化。改革的本质，则是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5要实现资源的资本化，首先要把生产要素市场化，之后才有可能在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双轨运行中，将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带来经典定义上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生产要素，基本上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一个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资本化。就土地要素而言，城市用地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村用地，政府也可以以公共用途（基本上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用途）的名义征用，收归政府掌握。这使得许多地方的财政，实际上只是土地财政6。因为土地出让和经营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甚至最大部分。再看资本要素，资本市场的开放，资金价格的管制，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我们知道，资金主要有三个价格，一个是对内价格，就是利率。在中国，主要以银行存款利率、银行同业间拆借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形式体现。一个是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在中国，主要以外汇券的实行与放开（1993年之前），本外币的自由兑换和市场浮动管制的形式体现。第三个是股票价格，代表股权的市场价值。在中国，主要以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形式体现。对这三个资金价格的管制，中国在不断放松，尤其是1998年以来。但至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三个资金价格，仍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以致于经典教科书中麦金农、格利和肖所言的经济自由化的基本次序，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反而金融自由化一直居后，（这）是一个市场化进程中的悖论。7这样的悖论，在中国市场化的各个层面，都屡见不鲜，以致关系中的“认可”、“认定”就是误认，每个人看事情，尤其崇拜事情，总多少带有意识形态，于是在象征符号上，能获得诠释权力者，便具有象征权力，能够左右当下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继而透过不同社会筹码的转换，转成诸如经济资本等媒介，获取利益。5关于“发展”与“改革”的实质，可见笔者2008年6月的一篇演讲稿《极化效应和全球大危机的即将到来——由农业特征谈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螺旋上升及发展主义的终结》。后摘要发表于《天涯》2008年6期。6据2009年10月7日广州日报报道，易居中国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重庆等国内十大楼市典型城市的地价占房价的平均比重为25.7％，其中京沪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比重更高些，在27％－30％之间。另根据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数据，2009年前三季度，北京共出让土地184宗，土地收入价款共计511.74亿元。而2008年共出让土地148宗，土地收入价款共计502.69亿元。2009年前三季度北京市土地收入价款已经超过2008年全年水平。由于四季度仍有多块重要地块等待入市，因此业界普遍预期2009年北京的土地收入将达到700亿元，创历史新高（后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2月31日报道，北京市30日进行2009年最后一次卖地，7幅土地总成交价77.7亿元人民币。竞投激烈，明显没有受总理温家宝早前城市楼价过高言论的影响。这样，北京市2009年的卖地收入突破900亿元人民币，达到922.7亿元人民币）。土地收入占北京地方财政目标的三分之一强。同样，上海2009年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