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ｕｎｓｈｉｎｅ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虞云国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则是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对宋代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一探讨。一、可耕土地的彻底垦辟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耕地面积的扩大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经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开发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直到北宋景祐年间，张方平出宰昆山时，太湖流域还是“地旷人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表明这里的农田垦拓还是大有潜力的。[１]北宋和平时期迁入当地的移民虽有记载，却未成规模。靖康南渡，镇江、常州、无锡、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线，也是大批移民落脚定居的首选之地，以至随处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业之民”；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２]大量移民涌入，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人口剧增而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耕地的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为农业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总的说来，直到北宋后期太湖流域在耕地上仍未见明显压力。宣和元年（1119），农田所还将浙西的“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招人请佃，可以视为佐证。[３]当地对耕地进行全面彻底垦辟是在南渡以后。南宋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４]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争地，向水争地，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到绍熙时，吴中已“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张方平所见景象已不复存在；连湖州偏僻山间，绍兴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５]总之，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西路是宋代垦田最盛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６]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太湖流域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不少新的耕田名称始见于史籍。其一，沙田。《正德姑苏志》卷15《田地》说是“民自经理江湖沙涨地为田”。王桢在《农书·农器图谱集·田制门》里也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普为塍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于他田”。沙田涨没不定，无法精确测量步亩，享受免征或少征租税的政策优待。这种耕作和政策上的双重优越性，确令农民提高了垦殖的积极性。据《琴川志》卷6《版籍》，在常熟县总耕地数2,321,563亩中，沙田为4964亩，占2‰，这一比例或可作为当地沙田在耕地数中占有率的参数。其二，塘涂田，亦名滩涂田、塘田、涂田。上引《农书》说：濒海之地，“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指沿海滩涂田。此外大河之侧、水汇之地和陂泽之曲，“凡潢污泗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汙滩，亦可种艺”。《琴川志·版籍》记常熟县有塘涂田362亩、塘涂地457亩，应属后者。其三，围田、湖田。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例如宜兴即“县多湖田”。[７]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田混称。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宋代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ｕｎｓｈｉｎｅ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这些圩田显然是由湖田围田改造而成的；而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绍兴年间，太湖“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盖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坝田也是围田和湖田的别称。[８]围田或湖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向水争田增加了可耕土地，据《琴川志·版籍》，理宗时常熟有围田54,016亩，约占全县总耕地数241,982亩的2.2‰；另一方面毫无节制地围水造田，使河湖水面急遽减少，破坏了生态平衡，恶化了农田水利的环境。其四，葑田。北宋蔡宽夫指出：“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因为葑田是浮动的，苏州遂有投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的佚事，范成大诗说“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印证葑田确是可撑取窃走的。[９]上引王桢《农书》名之为架田，称其“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大体说来，蔡氏所说葑田，最初是自然生成的，当地农民受其启发，有意“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故谓之架田。葑田不愧是江南水乡人民在与水争田过程中的出色创造。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理宗时，常熟即有这类田3216亩。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１０]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对这一地区耕地的增长作定量分析不无困难。范仲淹在景祐年间（1034－1037）称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而另一研究表明，苏州在雍熙（984－987）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会超过1,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1235）常熟的耕地数为2,419,892亩，常熟是苏州平江府5个属县之一，倘以该数据作为5县之平均数，那么这时苏州总耕地数应在12,000,000亩左右，约为景祐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１１]从垦田增长率来看，显然景祐以后远远超过景祐以前；南宋远远超过北宋。以上分析虽有推断的成分，但或可据此把握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耕地垦辟增加的总体趋势。二、水利田的全面建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进步，是与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稍具规模的水利事业，政府的组织作用和管理机能至为关键。《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指出：“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宋代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积极的支持。熙宁变法大兴水利之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政和六年（1116），徽宗拨封桩米10万石、常平本钱10万贯等命赵霖主持平江水道的大规模疏浚工程。[１２]北宋曾给两浙路等下诏：“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把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规公务。[１３]兴修水利的诸多内容在宋代不仅作为州县长吏的重要职责，还直接与考课磨勘优劣相联系，使他们对属地水利不敢掉以轻心。当地人民深知太湖农田水利的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例如，至和二年（1055），调发民夫15.6工，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宣和元年（1119），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政和五年（1115），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乾道二年（1167），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１４]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ｕｎｓｈｉｎｅ其次，堤堰斗闸则使疏浚的成果得以维持、巩固和发挥效益。当地人民往往在疏浚同时，就“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再在关键河段，设立斗闸，“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同，而水田之圩垾无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濑，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车畎之利”。[１５]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嘉祐六年（1061），对六年前疏浚的至和塘“创石堤，疏斗门”，“得膏腴田数百万顷”：熙宁时，“松江堤没，水为民患”，因筑丈高石堤90里，“复良田数千顷”；政和五年（1115），江阴在开浚河港后，造马师闸、唐市闸“以南泄震泽，北节大江”，灌溉民田4060顷；乾道二年（1166），江阴蔡泾闸改造工程与申、利二港疏浚相配套，遂使“附近七乡岁入增十余万石，毗陵诸邑固当倍蓰”；淳熙年间，对海盐常丰闸和81处堰坝进行了两次修治和改造，“自是农被闸堰之利，频岁得稔”。[１６]在各种水利工程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１７]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１８]在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建设中，疏浚和堰闸的功效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每一田块的圩岸修筑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圩岸，有些岸段就是前文述及的堰搪堤坝所构成，但更多的岸段则是围田别建的田塍。圩岸所围之田大小不一，少者数十亩，多者以千计，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田圩之制。当地历来将“大筑圩岸，高围民田”，视为农田水利的要策。嘉祐三年（1058），两浙转运使即建议在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并“令县官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其劝课为殿最”。[１９]政和元年（1111），提举常平司命苏、湖、秀三州令佐主管创立圩岸工程，浙西掀起了兴筑圩岸的热潮，仅平江府就兴修田围达2,000余顷。南宋黄震曾针对太湖农田水利建设指出：“田岸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虑；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为”。[２０]他所说的水利之事应指疏浚河道、修建堰闸等大型工程，而田岸之事则指圩岸田塍的修筑维护。正是在发挥和协调政府与农民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两宋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全面起飞准备了硬件条件。其中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还泽被后代，为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三、集约农业的样板地区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具有地域特色的农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助于农业集约经营的。这一体系虽在唐代大体定型，在宋代却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完备、实用、先进是其基本特点。曲辕犁创制于唐代，宋代以两浙最称先进。曲辕犁调节转向灵活方便，犁镵加大则为深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犁镵、犁壁的分工，既能犁起上块，又将后土翻下，常令熟土在上，生土在下，利于作物生长。这种犁在宋代被改造得更适合于水田操作，俗称江东犁。秧马也是浙西水利田的主要农具，能减轻插秧季节的劳动强度。其体制“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藳其首以缚秧，日行千里，较之偃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２１]宋代江浙间还创制了耘荡这一新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