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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的差异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长历史中，形成了与历史相辅相成的不同文化，深远的影响着当时执政者对社会的认知以及管理的理念，虽然传统文化离我们的生活比较久远，但能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必有其独到之处，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又形成了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不同管理理念，两者对比也各有特点。历史是不断向前的，如何传承历史发扬历史，既是我们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使命。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三种不同流派的传统管理思想，即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老庄的道家管理思想，韩非的法家管理思想，影响深远，几乎涵盖了3000多年的管理文化。而所谓管理，虽然流派衍生得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无论怎样的管理，都可以从儒家、法家、道家里找到其踪迹。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况下，管理的主导思想也必定不同。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在中国，儒道经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便拐个弯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柔韧一面，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宗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战国之时，七国纷争，社会思想也很纷乱，要想完成统一大业，非霸道无以成霸权，秦始皇采取了韩非的法家思想，终于一统天下。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举国凋蔽，万民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此时，汉朝统治者采取自己自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终于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让汉朝经历文景之治后走向繁荣。但无为而治也有弊端，就是当一方富裕，由于缺少道德规范的约束，其野心就会膨胀，于是才会有七王叛乱。在繁荣之时，以教化百姓遵循礼仪之道的儒家思想无异于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于是便有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界的大革命。但经历了武帝穷兵黩武的征讨匈奴，使国家重新归于贫穷之时，昭帝的短命，昌邑王的荒淫，使国家缺少了中心信仰，皇权旁落，这时，就需要把法家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以法家思想平定乱民，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汉宣帝正是由于法家的霸道与儒家的王道思想并用，才有了汉室的中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打上自己的民族烙印，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所以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首先必须从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人手，进行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东亚大陆，使中国的管理活动具有典型的大陆名族的管理模式。而西方由于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内陆交通不便，只能向外拓展以求发展。所以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特点其一是向心，讲集中，求统一，力求实现“协和万邦”、“四夷宾服”、“仁政王道”的理想；而西方现代管理则是一是外向。海上交通的发达、人员交流的频繁造就了一种外向型的民族心理。其二是求同。这使得管理体制和思想具有极强的融合能力，同时又使中国的管理思想强调统一，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而西方现代管理则与之大不一样，是求异。它注重标新立异，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形成了求知的科学方法（如形式逻辑）。其三是三是重人。大陆民族生活较安定，血缘宗法关系非常紧密，因此管理活动的中心是“人”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以道德和教育为轴心，是一种“人文主义型”的管理。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这是最早期的人才观点。“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成功的基石。清康熙则把人才摆在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政治之道，首重人才。”现代社会则用简练的语言做了总结：以人为本。转换到企业，把以上内容还原为实用有效的语言：构建大厦，必须倚靠精湛技艺的工匠；运营企业，需要一大批得力的人才。这些话语都透露出中国古代对人才的重视。在这点特点上西方也是和中国一致的，人是管理的实施者，也是管理的对象。再企业中，人是竞争力之本。以人为本，首先体现在对员工的尊重信任。尊重员工的人格、尊重个人的劳动、尊重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平等竞争权、自主择业权、获得报酬权、利益共享权等等。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下来，很少变动。这种农业社会的管理形态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管理体制上是专制与民本相互依存的思想。第二，在管理方法上是经验与理性相互补充的思想。第三，在管理规范上避免过与不及而力争保持适中状态的思想。然而西方则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它围绕着如何使工商业主和资本家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展开，与中国农业社会型的管理形态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西方的管理着重于企业的微观管理，不太重视社会的宏观管理；重视个人劳动能力和技术的最大发挥，不大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利益，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其次，在管理方法上，西方管理善于思辨，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最后，西方的管理在市场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既有严密的形式又具有创新的精神。中国有很多家族型的管理组织。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全国的“严父”，“天下一家”是中国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而礼的核心则是“仁”。“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而西方的社会组织形态则与中国大相径庭。西方的管理组织撕开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面纱，以明确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作为管理组织的纽带，以经济效益作为管理的动力。中西管理思想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发展起来的，从管理历史的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看，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是举世公认的。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展的计量努力，儒家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自身的修身养性，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现代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不仅在于其企业制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于其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建立在新教伦理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中传统的生命信仰形式和价值理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有自身先天的缺陷：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西方管理思想伴随着诸多弊端：各种“管理科学”都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但这种过分重视理性的传统却造成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人的心理情感的结果。对管理中的某一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总结出某一管理方面的规律，但却往往把这局部的规律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好走极端的弊病。例如，“科学管理理论”是极端的唯理性论，而“行为科学理论”，却走上另一极端唯人性论；“管理科学学派”迷信“组织中心”和“技术中心”，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严密化、制度化，再次走到把人机器化的极端。无论一种管理思想它出于何种文化背景，思想流派，我们都应该用一种科学的眼光公正地对待它——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掌握好不同管理思想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将会使世界管理思想有着迅速与长远地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