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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写的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原理。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精辟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言是个例外，它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见注54）上，但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分类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分类名】马恩著作【书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第31—35页【编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199506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注：马克思所说的全部材料，是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一些准备材料、大纲及摘录笔记等。——31。）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注：指马克思为他当时计划写的庞大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见本卷第1-30页）——31。）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注：《莱茵报》是《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的简称，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伯·腊韦等创办的，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把它封闭了。——31。）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注：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181、210-243页）。——31。）。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注：《奥格斯堡总汇报》简称《总汇报》，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32。）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本选集第1卷第1-15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32。）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5，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注：驱逐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其他撰稿人离开巴黎的命令是由法国内务大臣汤·沙·杜沙特尔于1845年1月11日签署的。由巴黎警察局长德累赛尔签发的驱逐令于1月25日送交马克思，限其在一周内离开巴黎。——32。），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注：指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33。）（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注：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34。）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71-307和215-229页。——编者注）。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注：指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本选集第1卷第340-380页）。——34。）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注：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34、233。）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39、199、233、619。）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隆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