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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子夜》的艺术特色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子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语）。《子夜》作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辉煌杰作，以其高超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学史价值，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以现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为中心，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生动地表现出来，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广阔面貌。一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国。那时一方面正是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混战，另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特别是十里洋场——上海。于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受到沉重的打击，一大批工厂相继倒闭，与之相应的是农村经济的破产。民族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转嫁危机，拼命压榨工人，打算从压榨中找到出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也更加深刻化。中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工人、农民在这样的社会黑暗统治下，被迫进行各种反抗斗争，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便会到来。①面对现实，茅盾萌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的企图”。而当时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又正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开展了一场热烈论战。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种观点：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论点。茅盾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对的，后两种观点是错的。他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他自己亲自参加过革命的实际斗争，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经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之后，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当时一些理论对照，开始了长篇小说《子夜》的创作，决定以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买办化，来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②二在《子夜》的第一构思方案中，茅盾自述“就在那时，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受“野心”的驱使，茅盾分明是要构筑一部都市和农村的“交响乐”，即既写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也写农村中的经济破产以及革命的农民运动；总之，企图通过“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③写农村的愿望和信心，来自茅盾终生“驱之不去”的乌镇生活体验，写城市的独特眼光和强烈冲动，追根究底，也同乌镇生活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茅盾的故乡浙江省乌镇，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且又是拥有丰厚文化传统的“历史的镇”。对于农村来说，乌镇这种亦城亦乡的突出特点，特别是乌镇的农村味，对茅盾的文化心理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茅盾之所以萌生“城乡交响曲”的初始构想，之所以终于不肯割舍，写双桥镇农民暴动的第四章（乌镇附近确有“双桥”），以及对丝厂格外有举趣（乌镇蚕桑业发达），无不与茅盾的“乡村血脉”直接相关。《子夜》上海霓虹灯辉映之处，隐隐晃动着带有泥土气息的乌镇投影。“城乡交响曲”的计划受挫之后，他仍然不顾结构的匀称而保留了第四章，并终于写出《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杰作以补偿。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子夜》以全景式的规模曲曲传送了茅盾自幼形成，逐步升华的强国梦愿。茅盾幼时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父亲具有维新思想，作为开明的维新派，他笃信实业救国，不但身体力行，而且亲执教鞭，要求儿子“以天下为己任”，这给茅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父亲早逝后，母亲“誓守遗言”，又持续强化着这种心理。中学时代的茅盾，就曾以“志在鸿鹄”为题作文，借鸿鹄自诉襟怀。④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一六年预科毕业，因家境窘迫辍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五四”时期，茅盾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运动。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一九三二年前后是茅盾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完成了长篇巨著《子夜》，第一次成功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了1930年5月—7月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小说对历史动向的正确反映，证实茅盾的文艺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他整个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显示了左翼文艺的业绩，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三《子夜》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封建思想名蒙和反帝救亡为己任，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都市文学，直到二十年代来和三十年代初期，都市题材才开始鼎兴，继乡土、情爱、启蒙、判逆等主题类型之后，成为中国新文学主题群落中又一引人瞩目的、具有独特历史内容和美学品格的文学景观。从区域上划分，当时的都市文学大致可分两大类型，一是以茅盾、楼适夷等左翼作家和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为主干的描写上海十里洋场的创作；一是以老舍为代表的描写北京皇城古都景象的创作。由于上海最典型地体现着中国近代社会论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发展过程，最集中地反映着中国现代各种文化的碰撞与渗透，最明晰地表现着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介入中，中国现代都市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畸形发展状态，因而，相对而言，对上海洋场景观的描写更具备都市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茅盾的《子夜》就是一部对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全方位描写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幅规模宏大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广阔画卷。小说选取做公债与公潮这一都市题材，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集中地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命运，与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社会革命相联系，鲜明有力地展示了整修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的场面。作品中有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奋斗，买办资产阶级的活动，金融、公债市场的风波，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都市各阶层人物的面貌，等等。据茅盾自己说，《子夜》构思之初衷是想将都市命运、农村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意识以及一九三0年的新儒林外史全包括在内的，所因身体状况欠佳只“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⑤《子夜》刚刚问世，就有人注意到了它与现代都市文学发展的关系，甚至认为它在社会史上的价值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其原因就是《子夜》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书中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对于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描写，茅盾本人也深感不如人意。但瑕不掩瑜，《子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使现代都市文学一起步便达到与其他主题相媲美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子夜》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四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子夜》成功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子夜》完成了一幅在现代文学史上视野最为宏阔、体系最为完整的都市人物大观图。作品中描写了大小90多个人物，最引人瞩目的除吴荪甫这个主要人物外，还有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杜竹斋，民族资本家周仲伟、朱吟秋、孙吉人，封建地主冯云卿、曾沧海，经济学教授李玉亭，颓废诗人范博文，青年寡妇刘玉英，社会交际花徐曼丽，资本家走狗屠维岳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品类繁多，色彩驳杂，神态逼真，逐一具有鲜明的个性。吴荪甫是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吴荪甫是富有个性的民族资本家，他精明干练，而刚愎自用，贪婪残暴而又野心勃勃。他经营多种企业，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加上他的善于耍弄手腕，所以在一般民族资本家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自信的性格。在与赵伯韬的斗法中，确实显示了他的沉着干练、刚愎自用。然而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公司的连连失败，沉重的一击之下，他的动摇，悲观就暴露出来了。吴荪甫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惨败时，他的悲剧命运也达到了高潮，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极端恐惧与仇视。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制度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满；另一方面又依靠反动势力镇压工人农民运动。两重性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夹缝中，同时也决定了他命运的必然悲剧结局。作者以雄浑而又细密的艺术之笔，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这是继鲁迅笔下的阿Q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又一个极为鲜明突出而且具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典型。作品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资本家赵伯韬。他是1920—30年代中国买办资本家的典型。他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并且与反动统治阶级有关系，后台的撑腰，使他完全主宰着上海滩的金融市场，他的目的是消灭和吞并中国的民族工业，他是个心狠手辣的大魔王。小说中着重刻划了他在投资市场的活动。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诡诈，他设置圈套勾引吴荪甫加入“多头”的秘密组织，合伙经营公债投机生意，然而又勾结国民党政府、军阀操纵股市，使吴血本无归。在私生活方面更加荒淫无耻。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会“扒各样的女人”。这家伙玩弄女人包括：聪明无知年仅17岁的冯眉卿；稳健、有谋略的年轻寡妇刘玉英；轻佻放荡又有姿色的交际花徐曼丽。总之，这是一个坏得连自己都没有感觉的买办资本家。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小说中用了不少笔墨渲染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他自持很有才能，他同吴荪甫侃侃而谈时，“姿态大方”，“毫无畏怯的态度”，这种过分镇定倔强的态度与他的生活地位很不相称。在对待工人中，他显得很有谋略，很有手腕。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通过地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尖锐地揭露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无耻的精神面貌。工人领袖张阿新，性格可爱但缺乏斗争经验，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此外，还有其他诸如工人、农民，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形象的刻画也都各具特色。五在上海这个有着近百年殖民地史的都市里，茅盾准确地捕捉住了现代都市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与当时以写上海为主的都市文学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创作兴趣不一样，刘、穆等比较注重描写西方殖民带给上海的能够集中地体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外在物质文化，喜用夜总会、赛马场，特别快车此类动感极强的场景，通过对都市“酒巴文化”（都市人生理刺激、感官享受、本能渲泄）的铺垫，写出现代都市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承受。而茅盾则把笔力主要集中在对都市上流社会各类人物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剖析上。《子夜》选择了“客厅”作为人物活动的主部场景。侧重写都市的“客厅文化”，这适合它对现代都市观念意识的模式剖解和动向把握。虽然，客厅不含有剧烈的外部动作与感官刺激，却也充满着心智角斗的刀光剑影，也常常出现理性的迷惘、精神的恍惚与人格分裂的悲喜剧，在客厅特有的温馨静谧的氛围中，各种文化指令对人们的控制无疑比酒吧间的狂欢气氛更为有效些。在吴府客厅，多少阴谋策划，多少迷惘踌躇，多少百无聊赖的叹息，多少醉生梦死的调笑，便在客厅这一特定性场景里展开演出。“客厅文化”就这样成为《子夜》洞察都市文化模式和追踪其发展动向的一个独特的窗口。从本质上看，《子夜》中的“客厅文化”就是金钱本位文化。“吴荪甫的家庭和来往的青年男女客人……这些人大抵很闲，做诗，做爱，高谈政治经济，唱歌，打牌，甚至练镖，看《太上感应篇》等等，就象天底下一切无事似的。”⑥这种百无聊赖是因为他们有钱，或者没有钱却愿意给有钱人充当消谴的